芙蓉-2005年第3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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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发展也如我预料，很快，马医生就宣布我母亲彻底康复了。父亲带着她回家。然后，驼子带着小姨回来了，他们很快就结婚了。挂在李师建嘴角的，是得意的微笑。作为小时候发生在我家的一桩案件，它的结局就是这么草草收场。大家都疲倦了，包括鸟屿的人，我家以及小姨和驼子，也筋疲力尽了，谁也不愿意再惹出一出新的事件来。姨夫的棺材被搁在马路边上，谁也不愿意花钱去埋葬他。多少年了，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那副放在马路边的棺材。每次我从那条马路经过，心里总是发毛。棺材里装的是个可怜的人，他获得了姨夫这个称号，然后就过完了一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事件。它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从小变得极其敏感而已。当然，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听我讲讲后来的事儿。后来，我小姨和驼子生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都长得眉清目秀。我们村通往电影院的路要经过驼子家，偶尔我去看电影时，会看见小姨的儿女，但我不相信那是驼子生的。因为他们太健康了，毫无驼背的倾向。有时也看见小姨，我们已经是仇家了，没有说话。后来，驼子死了，小姨也没有做裁缝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到城里，小孩在小学念书，她开着一家小吃店。这事也是李师建策划的，李师建在工商局工作，要办一个小吃店很容易。那时我在城里念高中，经过市场边会看到她和她的小吃店。我已经没有感觉了，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关心的欲望。
外公快死的时候，我去看他。我发现小姨也来了，还和我母亲说话，两个人淡淡地聊。后来她看见我，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没有回答她，只是点了一根烟猛抽。我心里其实挺想和她说几句话，但不知道怎么开始。我想问她的是，那两个小孩到底是驼子的，还是李师建的。但直到吃完午饭回家，我也没有开口问她。
李师江，1974年生，籍贯福建宁德。199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2000年辞职，已出版畅销小说《比爱情更假》《他们都挺棒的》。现居北京，自由职业者。
任性的方式（随笔）
小 雨
流泪在什么时候
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昨天。准确地说，是今天凌晨。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流泪。也许流泪只是一种抒发，好比闷了听听音乐，烦了抽一支烟，愁了喝一杯酒。或者，流泪是一种排泄，就像每天上洗手间一样，没有固定的时间，也用不着什么说得出来的理由。流泪原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次流泪不知是什么时候，印象中十分清晰地知道自己因为伤心而落泪，大概在小学的时候。晚上，一个人裹在漆黑的被子里，因为白天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伤了我的自尊，我泪流不止，又生怕睡在脚头的姐姐听见，只好让眼泪默默地流，直到鼻子严重受阻，才伸出头来用枕巾擦一把。我用的那块印着“上海”的粉红色晴纶枕巾经常是硬硬的，上面好几处地方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壳，摸起来手感不好。当着母亲的面，我是坚强的，甚至装出一丝傲慢，母亲看不出我的伤心。
父亲则是一个细腻的人，和孩子们说话，他都会想好了再说，点到为止地提醒。父亲在意我们的感受。反而，父亲是威严的，我从小就怕他。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流泪。那天是正月十五，历来是我们家之骄子的哥哥被一所名牌大学辞退不久，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全家人度过了一个沉痛的春节之后，父亲与少言寡语的哥哥关上门进行单独谈话。我贴在门后，从门缝里观察着里屋的动静，父亲说着说着抹了一把脸，我分明听到了父亲的抽泣声，那一刻我几近栽倒在地，顽强的意志促使我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捂着泪水涟涟的脸。那一刻，我唯愿自己有一种无穷的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赐予我亲爱的父亲，使他身心愉快，让他在亲朋面前重拾底气。事实上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四肢叉开，倒在床上，想着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一年，我十六岁不到。那一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震撼力。
我的男朋友极其强大，是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型的硬汉。可是，当我看到他撒开手脚痛哭流涕的时候，我束手无策，一下子蒙了。那是一个醉酒之后的夜晚，他歪歪斜斜地倒在床上，前言不搭后语地念叨某次刻骨铭心的别离，说着说着便呜呜大哭。这时的他完全是个无助的孩子，大颗大颗的眼泪足以令我心碎。我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想象着在遥远的大西北，一个背着深重感情负债的男子，挎着空瘪的行囊，踽踽踏上南行的列车。望着他痛苦的表情，我看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男人。我轻抚着他爬满泪水的脸，自己的眼泪也开始一行行溢出。哭吧，宝贝，让眼泪尽情地流吧！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是你的亲人，我愿意分担你所有的苦难。当我第二天问及他为什么流泪，他反问我他流泪吗？我将小镜子竖在他面前，他粗略地照了照肿得老高的眼皮，什么也没有说。大概每个人的心海之底都封存着最深最痛的情感片断。
分别总是令人难忘，尤其和一个情深义重的亲人分别的时候，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哥哥大学毕业分配在北方的海滨城市，动身离开华容县之前，父亲拿着托人在岳阳买的火车票对我说，你代表全家送送你哥吧。在县城通往市里的公共大巴上，我和哥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一到火车站候车室，放下行李，哥就对我说，你回去吧。我没敢抬头看哥哥一眼，就乖乖地转身返回。当我走出候车室，这才回头朝哥哥那边张望，竟然正好和哥哥目送我的眼光对碰，我迅速地扭回头，滚滚热泪顺流而下。不知道从火车站到汽车站相距有多远，我顾及不了路人奇异的目光，流着泪走完这段平时乘公车都觉得遥远的路程。哥哥这一走意味着永远地离开了家乡，小小的华容县城只不过他偶尔探亲访友的驿站。我多么希望哥哥能多停留几日，我多么希望和哥哥交换心里的想法，我多么希望哥哥能带我走出县城。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设想，要是我和哥哥也像别人家的兄弟姐妹那样，事无巨细都可以说给对方听，帮忙出出主意，那该是怎样一种生活。后来哥哥来信含蓄地提到此次感人的送别，我相信一路上哥哥同我一样难以平静。可是我就我，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和哥哥永远只可能采取这样的沟通方式，将对方铭记在心。
有一种眼泪，叫做喜极而泣，我不能明辨它到底是喜还是悲。当见到一个相思多年的爱人，当获得一次想望许久的回应，有一瞬间，我会乐极生悲。但我不习惯将它归类为喜和乐，而是武断地将它归类为悲和苦，因为追究到底，喜和乐的根源还是悲和苦的长时间积累和沉淀。即便那一瞬间你流泪了，过程也极其简单而短暂，你会笑着将眼泪擦干，然后从容地继续。
我的恋爱自始至终伴随着无尽的泪水。十多年过去了，没有答案，一切归零。除了面容和生理机能不断衰老，我的视力也在急剧下降。奶奶七十那年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在广州眼科医院，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之后，奶奶戴上眼镜，又能自如地行走。奶奶常说，她眼睛不好是因为年轻时哭多了，眼睛完全是哭瞎的。那时候她带着七八个孩子，为躲避日本鬼子，四处逃奔。那么，我的眼睛也会像奶奶一样双目失明吗？我将怎样对我的儿孙们讲呢？说是因为年轻时恋爱多了泪流多了吗？这个理由我好意思说出口吗？他们听了会不会觉得太不可思议？除了流泪，我还有很多心理和生理基因沿承奶奶，比如糟糕的皮肤、匀称的身材、敏感的内心、清高的外表……我预感有一天我也会像奶奶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借助拐杖，在想象和回忆中度日。如果实在受不了了，再上手术台，那种重见天日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吗？
流泪有时候是一种需要，泪流过了，也就归于平静，可以合眼睡觉了。如果你还会流泪，表明你生动地活着，你还有丰富的情感，你还有付出的要求，你还有得到的欲望。我常常为自己毫无缘由的落泪作这般解释。可是活着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假如我没有亲人，只是一个孤儿，又没有什么未竟的事业，早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死纯属个人行为，千万别费尽心机阻拦我。那些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遵照亲人而非自己的意愿难看地活着，既不能选择死亡，又不能选择生存，该是何等可怜可悲！
我很长时间没有嚎啕了。嚎啕大哭需要激情，需要对生的渴望，需要对死的恐惧。爱得深了，寄予深了，痛得深了，绝望深了，便想找回同样深的平衡，殊不知嚎啕大哭才是你最终能找到的平衡。去年，我最要好的朋友一夜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追悼会上，我忍不住嚎啕大哭。两天前还手拉手的姐妹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仿佛流星划过天际，除了瞬间的光亮，什么也没有留下，地球上的生灵们照样活蹦乱跳，尔虞我诈，朋友们依然安康，天天通过麻将缩短生到死的时间和距离。可是我和我的姐妹再也不能见面，我再也听不到她求助的呼喊。生和死只相隔两天，一天，一小时，甚至一秒。我看见她笑盈盈地从不同的方向迎面而来，她从窗口向我飞来，从门缝向我飘来，从洗手间向我走来，从电视里向我扑来……在梦里，我和她天天见面。那段时间，我时刻担心自己会突然死去。
我既不能选择生，又不敢选择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流着泪，等待今天过去，等待明天来临，坐观自己一天天枯萎、衰败，然后心甘情愿地认命，等待寿终正寝，宇宙轮回。
有时候看到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人们，我总忍不住想问：你流过泪吗？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
首都人民怎么连鲇鱼须都不知道？
地理老师曾讲过一个笑话：鲇鱼须镇上某人到北京迷了路，他跑到警察跟前问天安门方向怎么走，警察告诉他后问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从鲇鱼须来。警察问鲇鱼须在哪里？他回答说，你们首都北京人怎么连鲇鱼须都不知道？
在详细的湖南地图上可以找到鲇鱼须，它属于岳阳市华容县的一个小镇，靠近湖北，长江的支流蜿蜒伸向那里，它是孕育我的土壤。鲇鱼须呈一条带鱼状，从南头的生资仓库走到北头的粮管站不过二十分钟，它在我幼小的心灵版图里却幅员辽阔。从镇上唯一的街上走过，可以看到或悠闲或辛勤劳作的男女老少，嗑着瓜子、有说有笑、叫卖着生意、挥汗如雨、自得其乐，这些古朴而特色的景致构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图。
我了解镇上每一扇门后面的家长里短，背得出他们的姓氏，知道他们家有几个孩子，分别上几年级，大人在什么单位工作。谁家里闹出了点什么新闻，第二天全镇人都在议论，仿佛有人在高音嗽叭里广播了似的。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项目，玄野白（相当于北方的侃大山）成了全镇人最时兴的娱乐。母亲单位的同事经常来我家玄野白，她们玄着玄着就叫我到别处去玩，小伢儿别听大人说话。一般情况，都是他们聊到某男和某女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当口。作风问题永远是她们最热门的话题。其实我早就知道，母亲单位的厂长和女质检员有一腿。质检员刚进厂的时候，常来我们家串门，后来风言风语多了，她就很少来我们家了。母亲照样很热情地邀请她，她同样热情地应着，热情中却生出一层隔膜。我多多少少明白点事之后，开始特别留意她，可她的平平外貌和言行举止愣是没能与我心中既定的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挂起钩来，是不是她的弱不禁风惹得厂长大人心生怜爱？我更弄不明白的是，她是个有夫之妇，自己的男人居然还蒙在鼓里，和厂长相敬如宾礼尚往来。看到那男人瘦瘦小小，每天在车床面前埋头苦干，总忍不住有一种说不出的憋屈涌上心头。长大后，一提到“绿帽子”，我的第一联想就是这三个人，是他们具化了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他们成了“绿帽子”的代表人物。
姐姐的班主任更是众矢之的。他分配到学校不久，就出任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比起其他年轻老师，他算得上前途光明。父亲和年轻人极谈得来，一起下下棋、拉拉二胡、谈谈教学业务，然后喝上几盅。他们有时候主动提着酒就过来了，把我们家当成自己家一样，毫无拘束。这种其乐融融的美好在一个周末戛然中止了，据说是姐姐的班主任将他们班女班长“那个”了。迅雷不及掩耳，这事一下子传开了。我极想弄清事发经过，可这事挺神秘的，一个人一个版本，我不敢找姐打听，更不敢问父亲。终于，机会来了。一天放学后，我在柜子里乱翻，无意中看到了一大本稿纸，翻开一看，全是我姐他们班上同学写的检举材料和当事人的交待材料，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最后是签名。我以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真相大白。这下班主任和女班长全完了。从厚厚的文字材料中，我没有看出卑鄙和下流，反而感觉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美好。里面大部分是过程的平铺直叙，不带心理描述和主观色彩。我注意到，字里行间没有透露出女班长的任何反抗情绪，这说明她也向往。我这就搞不懂，两个相互欲求的男女交换了各自的欲求，难道这有错吗？谁又有资格审判他们的“滔天罪行”呢？客观地说，它是一场不符合人们固有道德伦理模式的恋爱，没有必要用“道貌岸然、媾合、流氓、强奸”来毁灭它，至少应该问问当事双方的真实感受。我担心着两个当事人，还有女班长的一家人。如果事情没有败北，也许它是女班长愿意用一生来珍藏的初恋，不排除两者结合的可能。听说女班长已经退学了，我很想去看看她，可她家的门天天都紧闭着，似乎再也没有打开过。班主任被教育组的人带走了，听说还要判刑。我真替他们惋惜。虽然小镇上的流言蜚语日渐少了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