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3期-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多岁的中学生，是最不稳定的年龄，他们刚刚脱离童年的天真，对比他们年少的朋友不屑一顾，他们正经历青春期的发育和萌动，好奇和冲动的荷尔蒙飞速膨胀，他们对一切似懂非懂又无所畏惧。他们看起来勇敢、侠义、锐利，可在成年人眼里，这种勇敢侠义锐利盲目而没有底气，是高于童年的天真形式的另一种天真。他们渴望长大，渴望像正常恋爱中的男女一样肆无忌惮地拥吻，他们希望家长以朋友的身份和他们相处。每当看见男女中学生躲在公车站牌下旁若无人又迫不急待地拥吻，我就不寒而栗，单单用“勇敢”或者“可怕”来形容它都不准确，可我又找不到更精当的词汇。不知道我以后能否和自己的孩子成为朋友，不管怎样，我会尽量信任和鼓励他们，因为只有信任和鼓励是最好的引导，十几岁的孩子实在太需要成年人和他们进行朋友式的沟通了，这种沟通可能影响乃至改变他们的一生。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父母都忙于工作，没有精力顾及我。虽然他们工作得来的收入少得可怜，往往只够换取一家人最最基本的开销，可除此之外，他们来不及思考，他们别无选择。我便在这种看似幸福实则孤苦无助的家庭里一天天长大，遇到所有关于生命的大小难题都通过自己狭隘的思考来解决。分析我自己，家庭环境对我的影响之巨大无与伦比，可以说我性格的一切来源都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比较而言，人文环境对人的影响更深更远。那时候，我渴望交流，渴望与人争论不休，渴望被人了解，渴望了解别人，可是，除了吃饭、睡觉、起床、出门，一家人好比共用一个客厅、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的陌生男女。除了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一家人没有共同享用的电视节目，集中晚饭之后便各人进入各人的房间，各自为政。我更愿意晚饭后出门，坐在对门同学家的阳台上闲聊，或者，两个人什么也不说，就那么望着天空发呆。待在家里的我极不真实，不是偶尔有外人来访，提示我们是一家人，我怀疑那是不是我的家。不知父亲和母亲之间存在多大的沟通障碍，至少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相融，而我则将所有想法都隐藏在心，一旦将它们吐露给父母，他们会不会惊出一身冷汗？这样看来，那个家应该是父母的家，而不完全是我的家。依我对家的理解，家应该代表着自由标示着温暖，在家里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交流个人看法，获得思想支持。
在那个人口众多、人人为生存而生存的年代，父母来不及思考更谈不上改善孩子们的精神生活。十九岁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时候，我竟然没有跟父母招呼一声，便悄悄地动身了。父母以为我到姐姐实习的工厂去逗留几天，结果我一个人跑到了遥远的南方。那时候家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只身千里之外的城市，我居然没有想家的感觉。现在离家十多年了，我仍然孤身一人，不忍心将自己潦草嫁掉，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离开深圳，回到父母所在的家里。即便节假日回去几天，也是来去匆匆，不愿多作停留。一个人的家也许不能算作一个完整的家，但从自由的意义上来讲，它是完整的，它是我的天堂。如果有了孩子，我一定让这个家也成为孩子的天堂。
我们无法选择父母，无法选择出生，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无法选择家庭环境和氛围。很多影响一生的人生观都在不可逆变的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如今的孩子们被奉为小皇帝，是几代人心中的宝，他们一反我们那个年代的常态，成为一家之中心和焦点，老师们常常担心他们会被大人们宠坏。尽管现在的孩子不会步我们长大后难以融入集体的后尘，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孤独的。最新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二十的孩子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中严重抑郁者达到百分之四。当人们担心他们会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太过自负、承受不起压力和打击时，别忘了给他们一个尊重、自由、交流、温暖的人文氛围。
在深圳一呆就是十年，人称我老深圳了，可在我身上却找不到任何“老”的标记。很多新修的道路我不熟悉，一到关外我便分不清东南西北，遐尔闻名什么酒吧演绎中心我也没听说过。这倒没什么，令人不解的是，我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这不是我近年的发现，第一脚踏入深圳的土地时我便意识到了。起初，我在思想上动员过自己，也曾在行动上尽量往所谓“深圳人”身上靠，希望自己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一名合格的标准的“深圳人”。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做法十分愚蠢，融入的过程让自己变得十分空虚，找不到寄托，相反，我在一天天丢失自己。
然而，长年漂在外地，我更加不适应内地的生活。过年回家，我会因为家里没有暖气冻得发抖，我会因为上一趟街皮鞋上就沾满了尘土而烦恼，我会因为在银行取款时人们争先恐后的插队愤懑不已，我会因为没完没了的请客贺禧头痛不已。回到深圳，我却离群索居。我便时时身处这种两难的夹缝当中，生生不息。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自从我离开母体，未来的人生之路就与此同时铺就了。在这条路上，我时而主动请命，挥舞长矛，时而被动迎击，兵来将挡。我屡败屡战，屡教不改，却再也不想批评自己总结教训。我任自己灰心我凭自己流泪我不指望看到未来。尽管周边安静至极，我还是不能集中精力完成手头的工作。我想象着自己在老掉牙的落日余辉里，回首现在这一瞬，是啊，当初一切都被自己言中。
无关理想
关于理想，我有些说不出口。儿时，我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收发室的一名收发员。每天从邮差手里接过信件，然后亲自将一封封信送到收件人手里，看着他们高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份给人传递温暖的工作，自己俨然一个快乐的使者，多有成就感啊。可是，每经过收发室看到佝偻的老头一次，我的理想便破灭一次。老头六七十了，无儿无女，学校雇他纯属照顾。老头收入微薄，常常一边咳嗽一边拿着蒲扇扇藕煤炉，我总有前去帮他的冲动。我慢慢注意到，其他单位的收发员也大多是退休人员，一个人孤苦地把守大门，半夜还不时被人叫起。即便有成就感，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就感也被残酷的现实冲抵成赤字。如今，大公司的员工都有个人信箱，免除了收发员送信之劳。再说，电子邮件发达得忽略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该这样问：收发员是干什么的？它属于什么工种？眼看收发员成了历史名词，我的理想未来得及试行便被自己否决了。
后来，我曾想当一名图书管理员，这多少还是有点收发员的性质，是收发员理想的延续。借书、还书、登记、盖章、签字，没人的时候翻翻自己想看的书，和收发员相比，它文雅多了。我同学的父亲是文化局的局长，她毕业后被顺利招进图书馆工作，我的远大理想被她轻易实现，真是羡煞我矣。
我还有过几种备选的第二、第三理想，售货员便是其中之一。当自己真的成为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时，没想到一个月不到我便厌倦得一塌糊涂。综观以上理想，无一例外都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创造性和挑战性可言，想想真他妈没出息。说实在的，这些所谓的理想不过心里即兴的一些想法而已，我也从未为之努力奋斗过，机会错过了也就错过了，谈不上什么遗憾。
说到底，我是个没有目标的人，也就谈不上什么理想。多年来一味地由着自己，跟着感觉东飘西荡。看到朋友们发财了、生儿育女了，的确有过一些刺激和感触，可一回到自己的斗室，我又窝在沙发里，以惯常的方式打发时日。
对于未来，我从来没有规划过，每天飘忽不定，今天不知明天。找一份工作，能吃饱穿暖就行，我没有任何经济上的野心。虽然物质的诱惑无处不在，我却熟视无睹，只期望一份真诚的感情。几经折腾我才明白，一段理想的情感远比金钱更难寻难求，近乎一种奢侈和妄想。回过头来，我不得不钦佩那些一头扎进钱堆里的人们，还是人家有远见卓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实现自己的物质理想再谈别的。
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他的心愿是在桃花源那样优美静谧的村庄盖间房子，男耕女织，每年资助几个偏远地区的失学儿童。多么崇高啊！尽管现在连个人温饱都成问题，他还是为自己制定了详尽的五年计划。我的另一个朋友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婚后几天老公便驻外地工作去了，从怀孕到孩子读书，全凭她操持。公司倒闭之后，她失去了工作，便在家里带孩子，还得接受公公婆婆的挑剔。我听说她老公在外面闹出绯闻后更加替她不平。我问她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例如搬出来住？她平静地对我说，她的理想便是好好将孩子带大，好好对待丈夫，终有一天会得到回报。现在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丈夫也回来了。虽然和公公婆婆分开了，她一如既往地孝敬两位老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她付出，她收获，她快乐。一个女人把经营家庭作为毕生的理想，如何也不为过。
我敬佩所有如他们一样怀揣理想的人。理想让生活有奔头，让生命被意义填满。哪怕从现在做起，永远也不会迟。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没有理想，你说我是不是无药可救！
因为缺乏交流，我十分珍惜与人沟通的机会，于是我隐约有一种向往，要是我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该多好啊，教教心理学就行，既陶冶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我的这个梦想搁在心里，恐怕只能等下辈子付诸实施了。
理想青睐勤奋的人。看到奥运会金牌得主们幸福得泪洒雅典，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替他们高兴。比起那些凭一首歌一部戏走红的明星们，他们拿多少奖金都不为过。我生性散漫，胸无大志，既不是事业型也不属家庭妇女型，我大概命该如此。
我的理想（谈不上理想，姑且理解成想法吧）三天一大变，两天一小变，心无定力。我曾经一门心思想找个情投意合的男人，将自己锁在围城里。试验性地同居之后，发现与理想的状态大相径庭，我彻底地缴械了。当爱情计划成为泡影，我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打算。近段时间，我眼前老是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温暖的阳光从百叶窗里漫射下来，我坐在书桌前，懒懒地抽着烟，回忆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并在最后的遗书中注明这是母亲送给儿女的唯一馈赠。
或者我连儿女都没有，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都三十出头了，我仍然没有结婚和做母亲的愿望。看到无邪的孩子趔趔趄趄地投向父母的怀抱，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快乐，与我无关的快乐。如果那个梳着漂亮马尾的小姑娘是我的女儿，我将以一种怎样的情绪面对她？那真的不可思议！母亲是孩子心中无所不能的上帝，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做不了上帝，我不能害了你，我的小宝宝。
总结起来，这辈子我唯一实现的理想便是：尽可能地忠于自己。
陌生的骄傲
在麻将桌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芙蓉》杂志社打来的，意思是我一星期前投寄的中篇被选用，让我尽快将电子版发给他们。我挂了电话，麻友们问我有事吗，我说一个朋友的长途。轮到我出牌，我摸了一张，二条，暗杠，再摸，九筒，杠上花，真他妈痛快！我将牌全部推倒。小说处女作发表的喜悦远没有和牌来得真切，我甚至没有感到一丝骄傲。那篇小说只不过自己正经历着的生活再现，有感而发，自然流露而已，写的时候极其轻松，谈不上什么提炼和突破。一个月之后，我将杂志递给男朋友，指着封面上我的名字说，这篇是我写的，然后去厨房做饭。他顾不得吃饭，将几万字的文字一连看了两遍（除了《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我没见他读过书），完了任何评语也没留下。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有出去喝酒，整个夜晚极其安静，他似乎进入了反思。他在思考我编造的那个伤感的结局吗？还是惊讶于两年多来头一次发现我具备写小说的功能？其实写的用意只不过用文字的形式向他表达我难以用言语说出的内心，以填补平日里交流的真空。可惜我的良苦用心产生的效果只维持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开始彻夜不归。如果小说能带给他触动，我会为此感到骄傲。然而小说事件之后，我觉得自己弹尽粮绝，你说我骄傲得起来吗？
小说事件却意外地促成了我的长篇处女作《我的深圳，我的孤独》的诞生。当然，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内心的虚无，也不构成我骄傲的任何理由，我只是为自己开辟了一种交流的新渠道。
我有过的骄傲实在不多。记得开学的时候，免不了填各式表格，其中“家庭成份”一栏，很多小同学都不知所云。我却很内行，飞速地在空白处填上“小商”，虽然有些资本家的嫌疑，我还是为我们家的小商成份感到骄傲。尤其有同学问我这一栏怎么填时，我脱口而出，是贫农就填贫农呗。想起当时那股子得意劲真他妈恶俗，也不知它是怎么来到我的心里？我爷爷六几年就死了，来不及与我谋面。爷爷开了间药铺，是镇上的大户人家。奶奶则是名符其实的大家闺秀，读过私塾，有讲不完的历史典故。可那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文革”期间，代表着资本家的小木楼都被烧得残渣不剩了。我想不通，是什么驱使我对“小商”充满怀恋。
那时候，父亲是镇上唯一一所学校的校长，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我都无法放开自己，一不小心老师便将我的表现反映到父亲那里。因为这个我一直很郁闷。其他教职员工的子女们却不同，虽然他们父母的职位比不过我父亲，他们的做派却仿佛学校是他们家开的，成天盛气凌人，其他学生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们。我看不惯那些仗势欺人的教工子女，真不要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