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3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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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不改变我自己的话，这样痛苦一辈子，我不是要难受死吗？我觉得只要调整状态应该会好很多。我不愿意一辈子都做一个很窝囊的人，在别人面前说话都会出冷汗，更不想做一个全身是病的人，而且是那种医院根本检查不出来的病。我尝试着在早读课上大声地朗读课文，然后上课，如果碰到自己会回答的问题就举手回答，努力地和一些同学说话。我周围的人都觉得我变得很奇怪，更加嘲笑我了，有时，我一跟他们讲话，他们就笑，到最后见到我他们就笑。他们一这样，我就更加紧张了，在路上碰到他们，看见他们的脸，我都会走得很不自然。我的情况越来越差，这种改变没有让我轻松，反而让我更加紧张，更加难受。有一天，每隔二十分钟我就要胸闷。那段时间，我心里面特别想让自己好起来，可是这种病又三番五次地发作，每次发作时我先是有意识地和它抵抗一段时间，实在不行了，就用手抓我的头发，使劲地打嗝，用手重重地拍我的头。我很恨自己，为什么身体突然就成这样了。我会经常莫名其妙地大吼，但是我爸我妈都不以为然。我想过要自杀，但是我不敢，我觉得跳楼、上吊和用刀割手特别疼，肯定比现在还要难受很多倍。”
无法抵抗压迫，他终于沉落。心跳的速度很轻易地就加快数倍。他过分紧张，多疑，且被病痛所包围，像一只被污染的水域里将死的浮鱼。生活渐渐停止生长，他经过一些凌乱的轨道，接近一片白色的墓地。
“我通过表哥的介绍认识了明达。现在我想通了，我不能全怪明达，一切事情都是因为我的冲动，我的任性，但也不能完全说是我的错。要不是因为自己身体太难受了，我也不会控制不住自己，去接近他。有段时间我实在是难受得不得了，上课突然胸闷，我就睡觉。我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暂时在课堂上好受一点，那就是睡觉。我一天上七节课，几乎全是在睡觉。只要在睡梦中，我不会注意周围的人是不是在嘲笑我，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在说什么话。我也不可能睡着睡着就突然胸闷。可是，我总有醒来的时候。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整个人变得很迟钝，对外界的反应都慢下来了。而且我不想学习，回家一看到书本我就头痛，还会胸闷。我最多把作业做完，有时作业也不做，回家就想睡觉。但是我爸叫我做完作业还要复习到十点半才可以睡，我就假装拿一本练习册出来做，手里拿一支笔，实际上是在桌子上睡觉。到了差不多十点半，赶快就上床，把灯一关，脸也不洗，牙也不刷。有一次周末，我姑姑带我表哥来我们家串门，我表哥到我房间来找我玩。小的时候，我们家和他家住在一起，他经常带我去好多地方玩，而且他很喜欢我，给我买过好多小吃，所以我对他的感情比一般的兄弟姐妹都要亲一点。但是，他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念书，成天在街上混，成了一个小混子，还认识很多和他一样混在社会上的人。那天，我和他聊了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那么长时间话。他总是特幽默，有时说得我高兴得合不拢嘴。我跟他说现在生活特别没意思，我不想上学了。他一听就笑了，他说以后我可以跟着他一起玩。后来，表哥到我们学校找过我好几次，如果放学早，我就坐着他的摩托车跟他玩，然后快吃晚饭再把我送回去。他有次领我去个游戏机厅，他说两个店长跟他都是好哥们儿，在这玩不要钱。明达就是店长之一，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开了这家游戏机厅。他比我表哥大四岁，留了好多胡子，但人看起来很亲切，很随和。后来，我一难受就来这家游戏厅玩，反正离我们学校也不远，坐公车三站就到了。每次去玩的时候，明达都会主动找我聊天，一开始我很紧张，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聊得多了，我也跟他说好多事儿，每次他都认真地听。我把他当成了我的好朋友，没事的时候也会去他那儿找他聊天，我跟他说我得了一种病，医院也查不出来，胸闷时难受得要死。他说他那有点东西，说不定会让我好受点。他把我领到游戏厅后边的一个小平房里，从床底下抽出一个大纸箱，翻了好一阵，拿出一块布裹的东西。打开以后，是用纸包的粉，我当时已经猜到这是什么了，很惊讶地问他怎么会有这个。我知道现在搞这个的人都是犯法的。他说，没关系，他只有这一点，其实只要不吸多，一点儿事也没有，好多饭馆做菜还用这个呢。因为当时我的胸又很堵，他又跟我说只吸一点没关系。我没想太多，觉得这次试一试，下次再不碰这个东西不就行了吗。那次我吸了一些，当时没什么感觉，回家以后，我突然感觉身体很奇怪，像是好多人在给我做按摩一样，特别舒服，我整个晚上躺在床上，像是到了神仙住的地方，胸口竟然一点也不闷了，嗓子也没有哽塞，没有感觉到谁在勒我的脖子。我没有想到让我难受了这么久的病让粉儿这种东西就治好了。”
颜色单一颗粒微小的粉末以极快的速度穿透了他的信任。吸食之后的快感更是点燃了那些迷失在厚重云层里的光芒，并将他从痛苦难言的恶疾中解救和解放。他至今无法忘却，这是怎样的爽快，飞过湖海，上至云霄。但是不久，胸闷和哽塞再次袭来，伴随其中的还有千万蚂蚁爬行皮肤的微微痛楚。他重返游戏厅，然而，明达的态度却让他吃惊。
“他说他的粉也没有多少了，如果我需要，就要给他钱。我很不理解，他跟我是好朋友，我只要吸一点粉，他还问我要钱。他跟我解释了好长时间，说作为我的好朋友他很想帮我，可是自己也很为难，因为粉现在特别贵，他也是帮朋友进一些。如果我给他钱，他帮我进最好的。当时我很生气，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浑身有种又痛又痒的感觉，好像有人用刀片在刮你的骨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又有些胸闷，这种感觉更加难受了。我扛不住了，见我妈在厨房烧饭，我偷偷地走到客厅，打开她的皮包，从里面抽出四百块钱，然后跟我妈说今晚要做作业，有本书忘在学校了，要去取一下。我一出门，赶紧打了辆出租车，到游戏厅找明达，把钱甩给他。他笑了一下，把我领到上次那个小平房里，给了一小袋粉。当天晚上我又吸了，感觉又是很好，所有难受的感觉全都没有了。我很珍惜剩下的粉，把这袋粉藏在我的床头柜底下。以后，每次胸闷时，我就要吸粉。有一次，正在上课，浑身难受得要命，我跟老师请了假，回家赶快吸粉。以前我从来没有拿过我妈的钱，所以上次我妈皮包少了四百块钱，她只问了我爸拿没拿，我爸说没有，她就认为是记错了。但是每次粉吸完，我都要用新粉，必须要用钱，我不是拿我爸的就是拿我妈的，他们好像也发现了，就不把钱放在他们包里，放在身上，还问我有没有拿过他们的钱。可是没有粉我是绝对不行的，我已经离不开它了，就像我每天必须吃饭和喝水一样。”
他与它已经有了潜在的结合。它向他软弱的性格和身体提供强大的支持，他则必须为它筹集必要的资金。这种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享乐，而夹杂一层病人与药品的关系，在手边的药品快要用尽的时候，他不得不考虑新的方法来获得换取下一袋的筹码。与此同时，一场灾难也缓缓降至。
“我想起来我们家存折放在我妈房间的衣橱里，因为没办法拿到他们的现金，所以只好想个办法去拿存折，取里面的钱来给明达买粉。每次我爸去朋友家喝酒，我妈要值夜班，他们都不在家，我想趁那天晚上把存折拿出来。我到他们的卧室衣橱里翻啊翻啊，什么也没找到，我心里很着急，老是想找不着存折我该怎么办，明达没有钱是肯定不会帮我的。想着想着，突然摸到衣橱里面有个鞋盒子，拿出来一看，里面是我们家的房产证和好多存折。存折有好几本，有红的，有蓝的，我也不知道该拿哪本。没想到这时候，我家的门开了，我一紧张，一手抓了一张红色的存折放进口袋，但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把衣橱里的好多衣服都翻出来了，那时也来不及整理，一下子愣在那里了。回来的是我妈，她看见我站在她卧室里，地上全是翻出来的衣服，就问我在干什么。我当时很害怕，什么也没说就跑出去了。外面很黑，我也不知道在往哪里跑，看见哪有光就往哪跑，我就听见我妈在身后喊我，声音很大，好像远了，一段时间后，越来越小，就没有了。”
像一只正在被猎杀的野鹿，在漆黑无边的围场里拼命地奔跑。最后，他停在一条明亮的马路旁边，回头望去并环视四周，终于平心静气。他决定去找明达。这是此时他面对一个过分熟悉的城市后唯一的决定。
“晚上很黑，所以我打了出租车去明达的游戏厅。游戏厅一直敞开，他通常都会在那儿。我见到他以后跟他说了刚才的事，说我最近想躲一躲，害怕回家以后我爸我妈骂我打我。他一听，很快就答应我住几天。他给另一个老板打了声招呼，然后把我领到离游戏厅不远的一幢楼房里，他说他和朋友在这租了房子。我们上了二楼，房间里面很乱。好多床铺都放在地下，他说因为夏天，睡地下凉快。他找了一间地铺，说这是他睡的，让我今晚就先睡这张吧，然后他又回游戏厅了。我心里又是急又是慌，一晚上都没睡着。我想我们家里现在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爸回来以后我妈会跟他怎样讲我，他们肯定要收拾我。我想他们找不到我，肯定要发寻人启事，待在这个城市很容易就会被他们找到，要是这样被找到，回去会更惨。第二天，我去银行把存折里的钱取了，里面只有一千块钱。然后我问明达他认不认识外地的人，让我到那边躲躲。他帮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可以。过了两天，他把我送到郊区一个汽车站，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不认识的男孩子。他说我们到了会有人接，是附近的一个小镇，接我们的人叫刘负，也搞粉，找他也能买到，叫我下车说我是明达介绍过来的，他就会好好照顾我。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车，就到了。下车的时候，有个穿黄马夹的男的，三十多岁，在下面接我们。我跟他说我是明达介绍来的，他一听，就说‘行，知道了’。我们走了好长时间路，到一条小巷的里头，拐了好多弯，有一个像四合院一样的院子，他打开一间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大床，说我和另外两个男孩一起睡。我心里很不满意，但是我不敢说。我还找过他，说我想要粉。因为当时我带的粉快吸完了。他说你有钱没有。我自己留了一百块，把剩下那九百都给他了。他数完钱叫我等会，然后拿了好几袋粉给我。我拿了一袋，把剩下的给他，说先保存在你这儿，等我需要的时候再来拿。我怕我拿到刚才的地方被同屋的两个人发现。刘负一个人住一个有三四间的房子，里面还有个女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有次我路过她房间的时候，看见她用针筒给自己注射粉。和另外两个人挤一间房子，当时是夏天，天很热，床上也没有凉席，一点也睡不着，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夏季的高温猛烈地扫荡着大地。他困顿不安，没有去处，只能在庭院与房间来回进出。房间灰尘飞扬，并无电扇，他便经常用水冲洗头发。一时间像迷失于茫茫星际的船舰，对周遭产生恐惧，但无法寻找归途。汗水和体臭夹杂的环境中，他只有用毒品麻痹自己的神志，思维也日渐浑浊。晚间，与同住的两个男孩熟识后，便经常聊天。这没有带给他宽松和释然，却让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里的房子气味很难闻，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去院子里吃。有个很胖的人拿一大桶米饭和一盆菜，大家就拿碗自己盛。饭很难吃，米饭里经常有石子，菜里油很多肉很少。但是我想没办法，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同屋的两个男孩子，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比其它屋里住着的我不认识的人好接触得多。他们有时白天在，有时晚上在，说是来给刘负打工的。我问他们是不是也吸粉，他们说不吸。他们两个人还不错，一看就是那种来打工的人。可是，有一天他们出去以后，只有一个人回来了。我问他另外一个男孩子为什么没有回来，他也不说话，就坐在床边上。我又问他一遍，他还不说。然后，他突然起身，跑到刘负那个房间，我听到他们在吵架，最后我听到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这个男孩回来，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躺在床上，把被子一蒙。那天晚上也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特别想家，想我爸我妈，又想到从前老是被人欺负时候的场景，那些人老是嘲笑我的脸，我哭了。他从床上坐起来，看了我一会儿。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不能告诉别人。我说好。他说他和一个好哥们来这儿是帮刘负偷车的。刘负找了十几个小孩帮他偷，都是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小孩。他管他们住和吃，每个月按他们偷的数量来发钱。刚才他就是和那个男孩去偷车，结果警察来了，那个男孩没跑掉，给警察捉去了。他刚才去找刘负理论，说这件事该怎么办，叫刘负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他弄出来。但是刘负却说，这是他自己不小心，怪不了他。他跟刘负吵了一架，就回来了。我问他，刘负怎么会有粉，他说刘负在这就是捣粉和偷车，自己在深圳那边也有帮朋友，和他一起做。我听他讲完这些话心里毛躁躁的，对那个刘负心里更是害怕。他干的事情都是一些犯罪的事情，是公安局经常会抓的那种人。我开始想以后要怎么办，总不能一直都待在他那儿。要是我没钱了，浑身难受，粉也吸不着，说不定还得被他拉去和其他人一起偷车。如果被警察抓住了，我不就死定了吗。当时我心里急，又害怕，天又很热，头上不停地滴汗，整个衣服都湿了。我去问他把剩下的三袋粉要来，要趁一个机会离开这。他也发现了，每天都把大门扣好，我一出门他就伸头看一下。他这样做，让我更害怕了。我想他可能也想让我帮他偷车。后来，我有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