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证 作者:刘恒-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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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教员是个年轻人，口齿好，学识渊博。他喜欢点名，每次开课都把大家搞得很紧张。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员要随和得多了。初出茅庐的人大概都喜欢制造恐怖气氛，把别人搞得服服贴贴他会踏实一点儿。
哪一位被点到名字，就小学生似的或军人似的答一声“到”，老老实实站起来回答与作业有关的某个问题。吭吭哧哧答不出不算什么，大不了尴尬一下，有趣的是驴唇不对马嘴，态度又过于认真。面对这帮记忆力衰退的憨大哥傻大姐，不知年轻教员是否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我怀疑他是有的。一旦点到名字而没有得到回答，他就兴奋地勾一下花名册，口气恶狠狠地说道：“再重复一遍，旷课三次，期末考试按不及格处理。”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很可能把自己当成严肃的启蒙者了。
专修班的大龄学员是为文凭而来的苦命人，很少有谁对这门有关思维规律的科学抱有真正的兴趣。“形式逻辑”是个什么玩意儿？人类花样翻新的自我折磨还少吗？教员不过是根胶皮管子，把大筒里的水抽进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筒里是牛奶还是泔水根本没他什么事。他只是把一种折磨具体化罢了。抽查作业，点名，小考，叫人没处躲没处藏，一堂课都旷不成。
假如他是亲弟弟，我就揍他，把他送到和尚庙去诵经。
当然，我对负有灌输“思维规律”或其他什么规律的人没有恶意，对那位年轻教员的点名嗜好也足以忍受，某次点名之后我甚至要感激他了。
“郭普云！”
声音跟往常一样，不高不低，却爆破似的涌出了惊心动魄的味道。窗外是十一月的白空，没有阳光，因为教室位于楼房的背阴面。三个高亢的音节之后是一阵意义模糊的沉默，靠墙的暖气片发出奇怪的震动，时断时续，好像有一台风钻埋伏在楼里。沉默通常意味着哪个倒霉蛋旷课了，但这回不是。“思维规律”在干什么呢？几十位同学显然陷入了短促的混沌状态，一个名词就使大家全体愣住了。郭普云。合格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没问题，可以作为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但是，这三个汉字果真那么顺从吗？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怎么搞的！”插曲来得太荒谬太辛辣，老半天品不出它的味道，只觉得周身笼罩着邪气，眼前的一切都不大真实了。
教员在勾名单，缓缓吟哦：“旷课三次，期末考试按不及格处理。请课代表转告郭普云，下星期……”
没有人带头，一些嘴吐出“哧”的声音，教员以为是轻蔑，仍旧威严地说下去，暖气片适时地扫射起来，哒哒哒一通乱颤，“哧”的声音更响亮更齐心协力地汇成“轰”的一声，终于把大家从混沌和沉默中解救出来。笑的人里面居然也有我。教员遭到莫名其妙的袭击，脸皮浮粉，表情竞腼腆了。
“笑什么？”
“他不在了。”
“怎么回事？”
“……自然除名！”
回答来自某个角落，仿佛相声里的抖包袱。笑不出来了，这使我成了聆听一种奇怪笑声的旁观者。一个人的窘态可以促发另一些人的快感，这是司空见惯的常识。那么，这一切都是针对假模假式的教员的了？然而我分明感到所有嘲弄和伤害都可怕地打到了另一个地方。“郭普云”背后已经一无所有。他是词，是字，是音节，是语言的三个外壳，是可以促发判断的一个概念。他对赞美和嘲弄都无动于衷，作为精神元素他是某些人记忆中可有可无可浓可淡的一个无形的东西，作为物质元素他只不过是地表三尺以下的一团泥土。奇怪的笑声像鞭子一样抽打他，他无血无肉的身躯还会疼得蜷缩起来吗？他逃到那个鬼地方去难道比走在太阳底下更快活一些吗？
那堂课教员上得无精打采。下课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涌出教室，走路，上车，回家，做饭，吃饭，读书，谈情，造爱，每个人都面临一系列现实的课题。课堂上的偶然事件无碍生活的节奏，甚至没人提起它或想起它。郭普云的确什么都不是了，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把他的消失说成“自然除名”未免冷酷，但已经不能对他构成任何伤害。除去的不是名字而是一块生动的肉体，名字留下来替他承担一切，包括人们因这名字而产生的种种沉思和闲想。
那次点名使郭普云再次占据我的脑海，成了想象中最有诱惑力的一个单元。我跟他也算得上朋友，但我不能说我时常怀念他，也拿不准我偶尔想起他时的心情是否可以称为难过。最初觉得震惊，觉得不应该，觉得可惜，现在连这些也淡漠了。
他已经不存在，而自己还马马虎虎活在世上，这种侥幸、得意的感觉似乎把人的心肝泡硬了。逻辑课上我毕竟笑了，凭这点儿证据不足以把自己说成混蛋，最可怕的是那种没有人带头而又众口一声的“轰轰”的窃笑，想起来就无地自容。面对记忆和联想中的郭普云，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冷静，但我更希望有人道主义来支撑我干枯的情愫。
思维规律是客观的，我的思想遵循思维规律，因此我的思想是客观的。如果逻辑学不是巫术，教员不是骗子，那么这个三段论将是我在冥冥之中拜访郭普云的护身符。我将寻找一种真实，或者造就一种地地道道的虚伪。我抓在手里的很可能是后者。那次点名的声音欲落未落之时，有谁能够立即判断将要发生正在发生的是什么现象吗？人心隔肚皮。把我和郭普云隔开的，是一扇沉重的地狱之门。
第一章
五月一日是劳动节，也是郭普云自杀的日子。他为什么选择这一天，谁也无法解释。总不会是向它献一份死的礼物吧，以死来侮辱它就更谈不上了。不过这个特定的日子的确令人费解，也使他的举动更加神秘，好像隐藏着什么难以言传的预谋似的。
那天清晨他去了农贸市场，快活地拎回一只活鸡和一篮新鲜蔬菜。他在阳台上把鸡杀了，干得很利索，他的父母甚至没有听到那只母鸡发出任何挣扎的声音。一个礼拜之后，当人们发现他的尸体，那碗鸡血还在阳台上搁着，凝结了一层尘土，像是发了霉的变质酱油。他父亲立即把它丢进了垃圾孔，那只破碗哨一声碎在楼下了。
杀了鸡之后拔毛净膛，一向心细的郭普云弄破了鸡苦胆。
他呻吟了一声。母亲以为他割伤了手指，赶到厨房却见他正在簸箕上扒拉那堆鲜艳零乱的内脏。
“完了。”
“怎么啦？”
“……完了。”
“胆破了吧？”
“真对不起，做不成鸡杂儿了。”
他笑得很勉强，犹豫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冰箱里有鱼吗？”
“有。”
“一块儿拾掇了吧……”
“等你妹妹来了再说。”
“今天我做菜。”
“可以。”
“您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你歇会儿。我陪你爸到街上走走，很快就回来。”
“街上车多，慢些走。”
“……我们不过马路。”
他洗了手，钻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上午没有出来。他倚在床上读一本书，不知是随手抄起的还是有意挑选的，书名《雪国》，作者是日本人川端康成。他在书眉上写了许多字，潦草而精辟，外人乍一看有点儿莫名其妙。。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是个文雅的骗子！”不像指斥主人公，很可能是对作者的评价。
他对这个口含煤气管自杀的大作家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
他在探讨原因，并且寻找解释。“他的决断丑陋多情！”这句眉批留在《雪国》的第五十三页上，跟内容毫不相干。那一页有大半是平淡的官能描写，只有一句稍稍精彩——娇嫩得好似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
他读书时的思想一定在混乱中闯到别的地方去了。书已经不能束缚他。
十点钟，妹妹推开他的房门。她一下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侧卧在床上，身子朝里，脸朝外，肋上搭着那本书，好像给吓了一跳。
“我敲门你没听见？妈呢？”
“跟爸爸上街了。”
“我中午办点儿事，晚上再聚餐吧！”
“行……你能不能早点儿回来？”
“争取！我走啦，我们那位在楼下等着我呢，拜拜！”
“拜拜……”
他看了看手表，眼神儿很平静。中午吃了点儿面条，他又踅回房间，伏在写字台上写了五六封信。他从来没有一次写过这么多信。母亲过来招呼他炒菜的时候，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贴邮票。信封填得整整齐齐，每张邮票都端正地贴在同样的位置。这些信无一例外地全部寄达接信人的手中，他用精心选择的文字宣告了自己此生最为重大的决断。
晚餐吃得很活泼。妹夫是个幽默的小伙子。嘴里插着鸡骨头也挡不住他东拉西扯，两位老人听得非常开心，完全被他吸引住了。郭普云话不多，静静地吸吮葡萄酒，偶而穿插一句“鸡烧得还行吧？”或者“鱼是不是淡了？”他喝了八杯，可是谁也没在意。他清理鱼刺时过分细心，脸红扑扑的好像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窘迫和羞愧。妹夫问到红烧鱼的做法，他平心静气地解释了足有五分钟，父亲看了他一眼。他停顿片刻，又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句：“我个人体会，料酒的投放量和投放时间是个关键。”妹夫频频点头，和其他几位交换着眼色。不论怎样掩饰，郭普云给人的印象是心事重重，但是谁也没有能力接近那个巨大的秘密。心事重重毕竟是一种常规的神态。
郭普云提前离席了。他在房问里收拾了一下，背着瘪皱的挎包出现在大家面前，挎包里只有几封信。他依旧平静，甚至有点儿神采奕奕，说他想利用节假日回单位看看朋友，上学半年多一直没回去，朋友们都埋怨他了。
“去几天？”母亲问。
“顶多两天。”
他笑了笑就走了。没有特意注视哪个地方或哪个人，没有特意说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目光里也没有任何留恋，和千百次离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一致。他那双穿旧的猪皮鞋踏踏地在楼道里下降，最终消失了。
他由百万庄乘坐102 路无轨电车，八点五分赶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西去的郊区列车靠在三站台，旅客稀少，大都是上班的矿工和归家的农村小贩。去三站台要跨过离地八米的钢架天桥，但是它和机车那庞大有力的铁轮都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他选中最后一节车厢，在一个三人座椅上躺下来。同一时刻，在另一节车厢里确实有一些相熟的同事，但在以后的回忆中他们否认见到过他，他们甚至否认他坐过这趟车。列车十点抵达下苇店小站，下车的超不过十个人，根本没他的影子。
那些信却是在下苇店发出的。站台短小，最后一节车厢一直甩到车站的信号灯附近。郭普云从那儿跳下路基，沿着泄洪道往北走，在穿过下苇店的街道时，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塞进了副食店墙上的邮箱。斑驳的绿色铁皮箱挂在那儿不知多少年了，他早就认识它，如今它也成了他周密计划中的一部分。周围的几盏路灯大都破碎了，五月的山风使夜色中的街道更加凄冷，郭普云摸索长方形的窄小的信孔时，想必注意到牛皮纸和铁皮箱磨擦的声音了。他怀着阴森的快感投向西北方的山峦。
路上经过一座吊桥和一条厂用铁路支线，惟一的一条小道把他领到海拔六百米的驹子峰山顶。山下灯火辉煌。右侧山坳里是国营煤矿的居民区，左侧靠近山麓的地方是他效力达十七年之久的兵工企业。无法分辨试验靶场所在的那条狭谷，它被一堵闪着蓝光的山脊挡住了。一列运煤的货车缓慢地穿过盆地，咣咣地钻进了东南方驶往平原的第十三号隧道，把呜呜咽咽的汽笛声带进了山腹。这司空见惯的一切没有增添也没有削弱郭普云的勇气。他在一块背风的石头后面了望、思索、吸烟，把他的生命延续到五月一日午夜。驹子峰北坡下面有一座库容三十万立米的水坝，在最后奔赴那里之前，他遗失了许多人都熟悉的一只气体打火机，还有一个长乐牌空烟盒及十几枚一寸来长的显得过分奢侈的烟蒂。他匆匆地吸过它们，好像急速地不大负责任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五月八日上午，天空晴朗。一位中年农民乘着轮胎筏子在小水库里打鱼，划到离南岸二十来米的地方，他觉得筏子有些不利索，用网杆子捣了捣，突然发觉一蓬头发像一朵黑花似的开上了水面。不等再动，黑花自动翻转，露出了一张大白蘑菇似的胖胖的人脸。好奇心压倒了恐惧，他哆哆嗦嗦地把尸体往陆地方向拨，竹杆子好几次捅进了雪白的腐肉，人已经烂得脱骨了。
郭普云头朝下躺在岸边，人们甚至不屑为他换一个更协调的姿势。他的体积膨胀了不止一倍，所有的衣扣都挣脱了，背心像透明舞服一样裹着圆大的肚子。他的猪皮鞋丢了一只，另一只仍旧紧紧地镶在足肉里，像黑皮一样长在上面了。他的脸让鱼类啄食过，五官已经完全破损。他通体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儿。他如愿已偿，终于使自己远离了他想远离的一切，没有思想，没有痛苦，甚至没有了人的属性。农民的网笼里有几条停止呼吸的淡水鱼，跟人的尸身相比，它们挺拔浑圆晶莹的身体无疑要漂亮多了。
兵工厂保卫科的人赶来之前，那位农民已经翻遍了郭普云的口袋和肩上勒着的挎包。他动了侧隐之心，用一块塑料布蒙严那张可怕的面孔。每一个新到的人都经不住诱惑，急促地揭一下蒙布，嘴里大抵是几个字：“真味儿！”或者“够吓人的！”
然后跳开，扎成一堆很有见地地交流各自的猜测以及对自杀的看法。他们谁也不掩饰对死人的轻蔑。奇丑奇臭的尸体对同情心产生排斥，并且恫吓了人的注意力。郭普云正处于人生最悲惨的境地，但他周围的同类们似乎更关心事件的戏剧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死尸就像一位哑剧演员。怎么死的？为什么死？与女人有关吗？ 、
保卫科的人在挎包里翻出几块残留的石头，规格均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