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 作者:魏巍-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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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神态，还是可以看出，博古与众人有些不同。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年轻的政治家，其才思之锐敏，对马列著作之熟悉，并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之下。尤其是少年得志，大权在握，平日里自不免有目空一切的骄矜之色。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起演说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既有强烈的鼓动性，又有逻辑的雄辩性，再加上马列原著能够整段引来，英文、俄文更是脱口而出，会场上常是一阵接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今天仍然显得矜持，但总有点不很自然。这也难怪，每个人，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生活上，只要陷于某种被动，总会有这种难以掩饰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博古自湘江战役之后，不论是同志们背后的窃窃私议，还是当面流露的不满，都已陆续听到不少。今天的会议，是接受大家的提议被动地召开的，报告又是在大家的催促下准备的，也就更难怪有这种不安的心情了。
壁上的自鸣钟当当当响了五下，周恩来在博古的耳边轻轻地说：“开始吧！”博古点了点头，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就宣布了开会。他的主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在这个报告里，他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他作了反复说明和充分地发挥。至于讲到中央苏区放弃的原因，他列举了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客观原因上，他强调了第五次“围剿”与历次“围剿”不同：帝国主义列强对国民党的援助大大加强了，通过大量的借款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国民党的军队；在兵力上国民党动员了一百万大军，而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就有五十万人；另外还派了军事顾问；这一切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而在主观原因方面，党在白区人民中的工作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的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地要影响到反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
博古抽烟很凶，几乎是一支接着一支，报告作完，已经不知抽到第几支了。他在纸烟的烟雾缭绕中，结束了自己的报告，最后说：
“同志们！我的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不周密不全面之处是难免的，希望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给予批评。”
话虽如此说，但心里却嘀咕着：大家究竟会怎样评价呢？就象拿出作品的可怜的作者在听候着观众的裁判。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会场上却是一片冷峻的静默。只有一向维护博古领导的“少共”中央局书记何凯丰，鼓着两只大眼睛，审视着会场上每一张面孔，想从他们的表情看出对报告的反应。
下面是周恩来的副报告。他的表情是严肃的和热诚的。他和博古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在分析未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时，侧重讲了主观方面，也就是领导者本身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沉痛教训！”他望着大家异常沉痛地说，“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愿意在我负责的领导工作中承担责任，并坚决改正。我希望全党来监督我，看我今后是否做了改正。……”
他的长胡子似乎在抖动着，眼睛里流露着真诚的灼人的光辉。全场的人都在望着他。“共产党人本来就该是这样。”人们心里悄悄地说。仿佛在这一瞬间，一块冰块儿在不知不觉间融化了。而且，人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军事思想上，他和毛泽东、朱德都基本上是主张打运动战的。因此，在他代替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委后，能够同朱德一起取得粉碎四次“围剿”的光辉胜利。此后，周恩来、朱德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在夺取“中心城市”等一系列问题上矛盾愈来愈尖锐了，周、朱在前方指挥上毫无机动权，造成很大困难。李德进入苏区后更加剧了这一矛盾。终于在一九三三年末，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了中国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这时的部队就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了。今天，周恩来为此坦诚地承担责任，一个本来德高望重的人，在人们心目中，形象是更加高大了。
接着，是张闻天的发言。他的神态严峻，嗓音洪亮。由于事前吸收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提纲准备得相当周密。发言的严肃性和针对性，与博古的报告构成了森严对立的壁垒。
会场上，气氛紧张起来了。
“我来讲几句吧。”毛泽东笑着说。他从窗台上端起他那个旧搪瓷缸子喝了两口水，就一手拿着提纲，一手夹着纸烟讲起来。他平时讲话一向不用稿子，今天显然做了充分准备。
按照他的风格，一开始也还是讲得很随便：
“前面就是夜郎国了。这是当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并没有真的走到夜郎，他是中途遇到大赦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谁赦我们哪？蒋委员长是不会赦我们的！我们还得靠两条腿走下去。”
会场上活跃起来，引起一阵低微的笑声。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呢？”他的话锋一转就归入正题。“这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嘛。而为什么会丢掉根据地呢？按博古同志的说法，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错，敌人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可是前几次'围剿'难道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红军到五次反'围剿'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而前几次反'围剿'，红军打了那么多仗，也不过一两万、两三万人。所以，敌人的五次'围剿'没能粉碎，还是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不承认中国的革命军队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
“我们的敌人也是犯了类似错误的。”毛泽东接着说，“由于他们不承认同红军作战需要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所以招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后来，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戴岳先后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开始对我们采取堡垒政策。可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一套'的人们，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样整整同敌人拼了一年消耗，根据地越来越小，本来是为了不放弃一寸土地，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来了一个大转移。”他说到这里，既沉痛又尖锐地说，“采取这种战法的同志就不看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同敌人拼消耗能拼得起吗？比如，龙王同龙王比宝，那倒还有个看头，如果是乞丐同龙王比，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会场上又腾起了一阵笑声。李德的头低了下去，博古的脸色也登时红了。
“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毛泽东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打烂坛坛罐罐，我也怕咧，难道我就不怕？可是，不行呵，同志们。事实上常常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取得的是进步和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可是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拒绝睡觉，我看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人们大笑。
“有的同志，总是对诱敌深入想不通。”毛泽东继续说，“他们不是批评我逃跑主义，就是批评我游击主义。其实，谁不知道，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人倒是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你们都没有忘记《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吧，他在柴进家里要打林冲，一连唤了几个'来''来''来'，结果还是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有的同志总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进行的是运动战，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总是对同志们说，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了。而有的同志总是摆出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的架势，要打什么'正规战争'，非常害怕流动。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反对流动结果却来了个大大的流动。……同志们，我们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
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差不多占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讲军事，但别的方面也讲到了。他的讲话深刻、通俗、风趣，而尤其带有很浓的哲学色彩，充满智慧的灵光。好象一下子把人的思想照亮了。会场上，人们有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有的陷入沉思。模糊不清的概念清晰了，难以确定的确定了，尚未成熟的见解成熟了，人们精神上顿时象饮了一杯醇酒似地得到很大的满足。人们望望博古，他仿佛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何凯丰带着惊愕的神色瞪大了眼睛。李德瞥了毛泽东一眼，然后掉转头去，猛地喷出一口浓烟。那神色仿佛说：“瞧，毛泽东又是那一套！”
王稼祥处于一种精神昂奋的状态。为了召开这个会议，他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最近一连休息了几天，觉得伤口轻松了一些，因此会前没有坐担架，就由警卫员扶着早早地来了。他的脸上呈现着欣慰的微笑，而心里却盘算着发言的时机。他的发言显然不能过早，也不宜过迟。现在一看毛泽东发言后，会场上充满如此良好的气氛，时机不可错过，遂咳嗽了两声，先机传出了发言的讯号。
王稼祥的发言，除了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以外，着重提出了博古特别是李德领导作风的问题。他指出，自从李德进入苏区以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为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极大恶果。讲到这里，王稼祥气愤地说：
“对你们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同志们意见是很多的，难道过去没有向你们提过吗？不，不是没有提过，是你们不听呵！不单不听，还加以压制。为了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将红军甩到江浙一带，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这样不仅配合了福建事变，直接支援十九路军，而且可以使敌人精心经营的堡垒地带，完全无用。这样一个带战略性的意见，你们听了吗？你们对党内民主看得一钱不值，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象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远方转移这样的大事，你们竟然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你们把党的民主究竟置于何地？……”
说到这里，他不禁站起身来，说：
“我认为，李德同志是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予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发言，象水潭里投入了一块巨石，使会议震动。朱德布满皱纹的善良的脸上笑开了花，看着众人笑得很甜。显然，这个发言使毛泽东冲开的突破口扩大了，使刚刚开始的优势稳定下来。但是这个发言火辣辣的刺激性，却在另一些人心中激起了不安。何凯丰狠狠地瞅了王稼祥一眼，在王稼祥还没有坐定的时候，就开腔了：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对报告的指责是相当偏激的。”凯丰向会场轮了一眼，“众所周知，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是异常正确和英明的。党中央对于国际的路线指示，是无限忠实的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五次反'围剿'以来出现的问题，我们主观上虽有缺点，但基本上还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同时，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局部的和战术性的，并不涉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对同志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决不允许肆意夸大。”说到这里，他横了王稼祥一眼，并提高声音说，“就以军事问题而论，李德同志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毛泽东同志不过多看了几遍孙子兵法而已，难道他说的那一套就都是马列主义？……我看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不要互相指摘……”
凯丰的话音没落，会场上就响起了几个声音：
“这怎么是指摘呢！难道过去的问题不讨论了？”
“凯丰同志，你看哪些问题夸大了？”
“真是……”
这时，毛泽东欠欠身子，笑着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我看还是让同志们把话说完的好。”
这时，李德早已忍耐不住，他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翻译，霍地挺身而起，用俄语连珠炮般地嘟噜起来。会场上多数人不懂俄文，只看着他那脸部的肌肉抽动着，黄眼珠里射出愤怒的光。伍修权好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才翻译道：
“我今天无意多发表意见，但我要提请各位注意两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第一，在我参与中国红军工作的这一年中，也就是五次反'围剿'的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第二，红军是井井有条地进行了整编，胜利地冲过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我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些战术性的、枝节性的缺点，加以夸大，把它说成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而归罪于一个毫无权力的顾问呢？”
他说过坐了下来，仍然余怒未熄地喷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