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 作者:魏巍-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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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夜色里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出他的感情十分沉重。
傅连暲在旁边以行家的口气问：
“手术了吗？”
侯政回答说，已经派李治医生去了，也许正在手术。
说过，侯政领着毛泽东一行向街里走去。一个警卫员留在后面遛马，因为每一匹马都跑得象水洗过似的。
由于董必武事先得到讯息，这时，正提着马灯从一个院子迎出来。毛泽东上前握住他的手说：
“董老，你这次很危险呵，没有事吧！”
“没有事，没有事。”董必武笑着说，“它想要活埋我，我不接受。”
说着，他指指前面一个小院：
“子珍正在作手术呢！”
董老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很快进了一个院子。看来这是一个中等人家，院子不大，房舍倒还整齐。上房屋里正亮着灯光。窗子上晃动着几个人影。
董老轻轻打开房门，毛泽东走了进去。贺子珍正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担架下面铺着很厚一层稻草。桌子上点着一盏带罩的煤油灯，女护士手里还举着一盖马灯，戴眼镜的一向很有自信力的李治，手里拿着一把镊子，正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往外夹取弹片。他发现是毛泽东、董必武和傅连暲走了进来，慢慢地直起身，耸了耸肩，苦笑着说：
“很难搞哇！什么也没有，麻药也没有，这样重的伤真受罪呀！”
毛泽东弯下腰，仔细端详贺子珍，见她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眼睛紧紧闭着。脸色惨白得象一张白纸。脸上的血虽已洗净，又有一股血从她的秀发中渗了出来。一身灰军衣血迹斑斑，被弹片撕裂了数处。毛泽东摸了摸她的手腕，觉得脉息十分微弱。尽管他以强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人们还是发现，这位在千军万马中从容镇定的统帅，脸色渐渐变得苍白。
“按道理应当先把头上这块弹皮取出来，”李治用镊子指了指犯愁地说，“可是太深了，不好办哪！”
李治说过，还特意看了看傅连暲。傅连暲点点头，郑重说道：
“先处理好取的也行。一次取不完，下次再取也行。总是要保持病人稳定。”
李治犹豫了一下，轻轻地解开贺子珍胸前的扣子，那里正嵌着一块较大的弹片。他用镊子夹着棉花球擦了又擦，最后夹着弹片一狠心猛地夹了出来。只见贺子珍眉头一耸，猛地哎哟了一声。
“子珍！子珍！”毛泽东拉着她的手叫着，贺子珍没有回应。刚才她的叫声不过是过度疼痛引起的反应，并不是真的醒转来了。毛泽东轻轻地咬着嘴唇，额头上已经渗出几粒细小的汗珠。
董必武望望毛泽东，又望望众人，说：
“润之，我看你还是回去歇歇吧！这里一切由我们负责好了。我想，只要把弹片取出来，情况就会好转的。”
李治把夹出的弹片呛啷一声扔到搪瓷盘里，笑着说：
“毛主席放心吧，都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毛泽东又深深地望了他的爱妻贺子珍一眼，才退出门外。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据熟悉他的人说，他一生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他最听不得穷苦人的哭诉，每每流下眼泪；一是跟他的警卫员、通讯员牺牲时，他止不住流了眼泪；再就是今晚为爱妻的生死未卜流下的眼泪了。但是因为夜色的掩护，随行的人都没有看出来。
董必武、侯政等一直送他到村头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毛泽东平日雍容大度，潇洒自若，他不大发脾气，也不常激动，但是发起脾气，激动起来，有时也很厉害。他平时更象一湾宽阔的、幽深的江水，有时也会象大海的狂涛。他有哲学家的冷静，也有诗人的热烈。今天，他见到自己年轻的妻子，在那样难堪的生育之后，又连遭大难，心里的绞痛，真是难以形容，而对敌人的仇恨，却象烈火一般蒸腾起来。他在上马前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十分激动地说：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红军北进！”
伴随这句话，他打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
说过，他立刻翻身上马。傅连暲和警卫员也纷纷跨上马去。顷刻间，大道上就响起一片马蹄声。这马蹄声今晚听去是这样激越，不同寻常。它几乎使董必武和侯政的心都颤动起来。然而不一刻就渐渐远了。
第二天早晨，担架班长丁良祥接到了一个条子：
老丁同志：
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今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好几处花，不能走路。
毛泽东即日
丁良祥，江西人，是南方人中少见的大个子，体魄魁伟，和毛泽东的个子不相上下。他接到这个条子犹豫了。因为毛泽东从江西出发，就以病弱之身踏上征途，加上一贯夜间工作，早晨难以乘马，这样就给他配了一副担架。如果离开怎么行呢？想到这里，他就来找毛泽东。
“毛主席，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骑马嘛！”
“你夜间不睡，骑在马上又爱看书，还不摔下来？”
“我不看书也就是了。”
丁良祥眨巴眨巴眼，迟迟疑疑地说：
“休养连也有担架嘛！”
“老丁呀，”毛泽东拍拍他厚实的肩头，“你不知道，后方困难哪！你去了，她那副担架就可以腾给别人了。”
丁良祥点点头，不言语了。临走又说：
“好，那你骑马可要注意一点！”
说过，跨出门外。
“老丁，你等一等。”毛泽东提着一个小包追出来，“这里有十几个鸡蛋，你带给她吧。”
丁良祥接过小包，笑了一笑，走出大门去了。
（三十四）
“这云南地界，到底不一样了……”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把担架上的贺子珍惊醒了。她微微地睁开了眼睛，觉得阳光耀眼，有点不适应的样子。继而睁开眼，望了望那碧蓝碧蓝的天空和周围的景物，才觉得确实不一样了。在贵州几乎每天都是雾沼沼，湿漉漉的，有时整整一天，都象是在云中行进。这里是多么澄明的天气呀！尽管周围还是山，是永远也走不完的山，但毕竟开阔些了，山谷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村庄多半靠着山坡和山根，似乎比贵州大一些，瓦房也多一些。有些房子修得瘦而高，乍一看象楼屋似的。尤其不同的，是土的颜色变了，放眼看去，都是红壤，它和故乡江西是多么相似呵！
贺子珍在负伤后的两三天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由于失血过多，全身无力，她象永远也睡不够似的。这几天好了一些，渐渐清醒过来了。也正因此，她觉得伤口疼痛难禁，比前几天更要难熬。她的思维活动也越发纷繁，就象飞渡的乱云。
在更多的时间里，她还是在想两个多月前生的那个孩子。孩子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是否还活着？那个不知姓氏的苗家究竟会怎样待他？这都是些永远难以得到答案的事。而且当她想到这孩子的时候，往往和留在瑞金的小毛毛叠印在一起。认真地说，她只是看了这孩子一眼，孩子的形象已经十分模糊了。所以她只能假定他就是毛毛的样子。她真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多看一眼，把孩子的样子记得更真切些呢！
“过河了！烂脚佬，你要当心一些！”
贺子珍听出来，是担架前面的丁班长在关照后面的老刘。老刘也是从江西来的担架员，因为长途跋涉，脚趾碰破以后，一直溃烂流脓不止，就得了“烂脚佬”这个诨号。每当贺子珍看到或想到老刘的那只烂脚就心疼不已，坐在担架上实在难受。可是他却总是乐呵呵地面含笑容。
“老丁，没得关系，走你的吧！”
两个人说着，已经踏进了一条并不太宽的山涧小河。哪知这个河虽不宽，石头却不少，走了没有多远，只听老刘“哎哟”了一声，在水里打了一个趔趄，才勉强站住脚步。
“烂脚佬，我刚才要你注意点嘛！”
“嘿嘿，我踩偏了……”老刘并没有多作解释，他就是这样“嘿嘿”一笑完事。
可是担架上的贺子珍，心却往下一沉。她知道老刘的那只烂脚一定是碰到石头上去了，老刘虽然勉强笑着，实际上该是多么疼痛难忍，否则这个硬汉子是决不会出声的。她想到这里，反而觉得比碰到自己的伤口还要难受。
小河过去了。只听老丁在前面又喊：
“掉队了，烂脚佬，快一点吧！”
“好，好。”
担架象小跑步式地向前跑去。这是行军的规律，只要遇到难走的地方，前面一停一跑，他们就要拉下很大一段距离，必须用跑步才能弥补，否则就会越掉越远。最坏的情况是，有时刚刚赶到宿营地，别人就出发了，那就再也找不到休息的时间。贺子珍知道这种走走跑跑是最累人的，何况是对于“烂脚佬”呢，他在跑步时一步步该是忍受着怎样的剧痛！
“该爬山了，烂脚佬，你到前面来吧！”
“好，好。”
两个人一掉头，倒换了一下位置，老刘换到前面去了。这是一种必要，同时也是丁班长的好意。因为上山时，担架的重量一下子就集中到后面那个人的肩上，后面那个人个子高些也比较有利。可是抬前面的人也并不轻松，如果坡度很陡，他就需要双膝着地，缓缓爬行，才不至于把伤病员摔下来。这时坐担架的人心里会是很难受的。一般说伤势稍轻一些的人，遇见这种难走的路，就会自动下来走了。可是贺子珍呢，她全身八处伤，漫说下来，就是动转一下也谈何容易。这时，她从感觉上得知，这样陡峭的山，老刘准是一步一步又在膝行。
她想起老刘裤子上那两个磨破的膝盖，真想要哭出来。“我把大家真拖累苦了！”她暗暗地对自己说。“我的伤这样重，能不能好还是个问题，如果不能好又何必这样连累大家呢？”
她看了看跟在担架旁边的警卫员小吴，又看了看肩宽背厚的老丁，不禁又想起自己亲爱的丈夫。为了自己的伤，他把自己的警卫员和担架员都派来了。而他也不容易，他行一天军，到晚间还要处理全军的行动和作战问题，得不到好好休息，第二天能在担架上睡一觉，那就是最难得的休息了。如今他把担架员派来了，他怎么办？他会不会从马上摔下来？长征以来已经有好几位领导人从马上摔下来了，而象贵州、云南这样的险路深谷，该是多么容易发生的事。为了我这样一个人，使整个的工作都受到影响又有什么必要呢！……
现在，担架已经过了山鞍，沿着盘山小路缓缓而下。
小吴见贺子珍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声音来，就抢上两步，问：
“子珍同志，你是想喝水吗？”
“不，你去请李指导员来一下，我有事。”
小吴快步赶上去，告诉了樱桃。樱桃就走出行列，在路边等候。贺子珍上来了，她就走近担架亲切地问：
“子珍，你不舒服了吗？”
“不，我有一个想法想同你商量。”
“你说。”
“我想还是把我寄了。”
“什么？”
樱桃吃了一惊。在长征路上，人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寄”字。一说要“寄”谁，就等于宣布这个人生命的结束。人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凶多吉少。所以“寄”就成了一个不祥的词汇。可是，贺子珍今天却主动提出要“寄”，这是怎么回事。樱桃睁着大大的眼睛。
“樱桃，我实在太累人了，把大家都拖苦了。你们把我寄下，将来胜利了，我还可以去找你们……”
贺子珍说着，泪从她苍白的脸颊上涔涔而下。
“不，那绝对不行！”
樱桃显得十分果断。她安慰了贺子珍几句，就跑上去报告董老。董老吃惊地说：
“那怎么行！不过这事应该报告泽东同志知道。”
樱桃就坐在路边等候毛泽东上来。
毛泽东睡得最晚，往往也出发较迟。每到一地，按照他的要求，警卫员先安排办公的地方，也就是说，把老百姓的门板支起来，当做桌案。如果门板少，不够搭铺的，他就同警卫员滚在一起在稻草铺上睡了。因为睡得过晚，他睡下时也就快到了别人起床的时间。由于敌人经常在后边衔尾而追，又不能起得过迟。当时，干部团担任总部的警卫，干部团团长陈赓就特别指定一个干部来关照毛泽东的起床和出发诸事。如果他起床过迟，就要去督促一下。毛泽东往往因起床过迟，饭也顾不上吃就立刻出发。等走上一二十里路才吃早饭。而这时，盛在蓝瓷饭盒里的饭早已冷了，如果临近有老百姓，就去烧一点开水，或要一点热米汤拿来泡饭。
樱桃在路边久等不至，就骑上马向回走了一程。果然在村边一棵大树下，见毛泽东正坐在那里吃饭，警卫员在旁边守候着他。樱桃走过去，瞅了瞅，见饭盒里仅有一点辣椒，不无怜惜地说：
“毛主席，你天天吃冷饭怎么行呀！”
“不不，我刚才还要了一碗热米汤呢。”他笑着说，“樱桃，子珍这几天怎么样？”
“还好，就是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毛泽东仰起脸，停住筷子。
“她要求寄下。”
“为什么？”毛泽东一惊，把饭盒放到一边去了。
“她说，太拖累人了。”
“噢，这个，我去找她谈谈。”
毛泽东把剩下的饭，三口两口就扒了下去，随即上马，同樱桃一起奔往前面去了。
不一时，便赶上了休养连。毛泽东老远就看见了丁班长那个大个子，在路边下了马，走到担架旁边。贺子珍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得厉害，连平日的红唇也成了白的。
毛泽东向两个担架员打了招呼，接着轻轻地唤了一声：
“子珍，你怎么样？”
贺子珍睁开眼睛，一看是毛泽东，先是有点惊愕，接着脸上浮出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