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 作者:魏巍-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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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观音阁。周恩来和朱德住在左侧山坡上的房子里，毛泽东就住在大庙里。这座大庙准备作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址。
张国焘是中共最老的党员之一，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已经赫然在座了。可是由于他时“左”时右，仿佛总是没有一个“准稿子”，就留下了一个“老机会主义者”的名声。这些对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等老党员来说，自然都心中有数。可是由于一方面军在八个月的长征中遭受到重大损失，很自然地对两个方面军的会合抱着热烈的期望。对张国焘本人说当然也是这样。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有消息说张国焘快要到了。尽管天下着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仍然冒着雨来到村外两三里路的地方准备欢迎。中央直属队的干部们和战士们早已集合在一个草坪上，在那里等候。毛泽东他们聚集在一个小小棚子下避着雨。对于一个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样隆重的迎接仪式，未免显得过分；可是对于一方的首领说，对于他背后的众多群众说，这样做也是适宜的。
大约下午五时左右，在雨中翘首企盼的群众兴奋地吵嚷起来：“来了！来了！”毛泽东他们往大路上一望，果然在一片烟雨中出现了一匹白色的高头骏马，后面跟着二十几个骑兵奔驰过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走出棚子迎了上去。
马队渐渐来到跟前，那个骑白马的首先下马。他的脸丰满红润，身材高大魁梧，身穿整齐的灰布军衣，戴着大八角的红星军帽，显得仪表堂堂。他的眼扫视了一下，看见这么多的要人站在路边来欢迎他，脸上浮出满意的微笑。
他同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拥抱。彼此都已多年不见，自然显得分外亲热。
可是，只要略略分辨，就会发现他们双方是这样不同。如果打个不好的比方，他们围着张国焘，就好象一群穷汉围着一个富翁。张国焘的脸油光光圆鼓鼓的，穿得也比较考究，军服上还有两个斜插进去的口袋。他背后的那十几个挂着二十响驳壳枪的卫士，也都一个个身强体壮，穿着整齐，有的甚至挂着两支短枪。而那些要人们却都穿着很破的军衣。一贯不修边幅的毛泽东，膝盖上有两个大大的补丁，今天虽然打了绑腿，绑腿里却象士兵一样插着一双筷子，皮带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茶缸子。有大学教授风度的张闻天，帽檐儿总是那么软塌塌的。博古架着圆圆的近视眼镜，眼镜腿儿显然出了毛病。周恩来的胡子长得老长。朱德瘦得象鬼，更象一个伙夫头了。
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毛泽东在简陋的台子上发表了欢迎演说，张国焘致了答词。台下几百名指战员，尽管衣服不断向下滴水，那股狂热劲却未尝稍减，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口号。张国焘在短暂的激动之后，就转入冷静地观察。从毛泽东膝盖上的补丁到欢迎群众的五光十色、破破烂烂的军衣，都唤起他惊异的思考：“他们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哪里还象一支军队！他们究竟还有多少人呢？”
张国焘有一个很赏识的秘书名叫黄超，时刻不离左右。此人聪明而又漂亮，似乎还不到三十岁。他经常给张国焘出些点子。这时，他站在张国焘旁边也在冷静观察。有时两人交换一下眼光，微微一笑。
仪式完毕，毛泽东他们就同张国焘并肩而行，说说笑笑向镇上走去。
晚餐就在关帝庙里进行。按照一方面军的风习，盛菜都是用洗脸盆充作菜盆，这几乎是全世界最豪迈、最实惠的盘子了。张国焘刚刚坐下，已经接连端上了四大盆菜。自然还准备了烈性白酒。毛泽东兴致很高，从皮带上解下缸子，倒了不少白酒。他一看菜盆里还有辣椒，更高兴了。一边让客，一面谈笑风生。他夹起满满一筷子辣椒说：“快吃吧，只有不怕吃辣椒的人才是最革命的！”博古一听，立刻反驳道：“老毛，你这话不对。我们江浙人革命家不少，就并不喜欢吃辣椒！周恩来就不喜欢！相反，你们贵省的何键，吃辣椒比你不差，他算个什么革命者呀！”他的话引得大家轰然大笑，连毛泽东也哈哈笑了。
在这亲切热烈的氛围中，唯有张国焘似乎显得沉闷。自一九三一年他以“中央代表”身份进入鄂豫皖苏区独揽党政军大权以来，就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厨师跟着他，不管什么环境都能给他弄得头头是道，然后用盘子端起送去。他是从来不用这种粗野的大盆子的。自然这都是小节。引起他今天不快的，主要是餐桌上的话题。他觉得，这些政治家们，竟没有请他谈谈他进入鄂豫皖以来，特别是创造川陕苏区以来的光辉业绩。他认为这不是忽略，而未免是一种不敬。老实说，自茂县出发三天以来，他就在马上反复思考作了颇为充分的准备。只要有人问起这些业绩的某一项，他就会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眉飞色舞地讲起来，遗憾的是无人提及。他对这种“辣椒”之类的笑谈，不仅索然无味，也插不上嘴去。因为他自到四方面军充任太上皇之后，还没有一个人敢和他平起平坐。平时，象徐向前这样的总指挥恐怕也不敢同他开玩笑，那就更不要说别人了。据熟悉情况者说，除了陈昌浩和黄超一流人物，是很少人敢到他那里去的。尽管他待人并不严厉，而且相当温和。这样久而久之，除了发号施令，连开玩笑这种本领也退化了。因此，在今天的宴席上，他只是脸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终不免显得沉闷。
宴会的时间不算太短，几位善饮者象毛泽东、博古都喝了不少。饭后，周恩来亲自送张国焘回去休息。因为这地方房子少，只好把张国焘安排在街北头一家店铺里。
“国焘同志，”周恩来微笑着说，“你是不是早点休息，明天上午我们就要开会了。”
“不忙，不忙，”张国焘笑着让座，“好多年不见了，坐一坐嘛！”
周恩来就在床铺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张国焘笑着问。
周恩来仔细端详着张国焘，他那圆鼓鼓的鸭蛋脸，真是健康无比，只是右耳周围，有一道深深的圆型的压痕，就笑着说：
“没有变化！要说有的话，我看你比过去更胖，更健康了！”
“是的，纵然戎马倥偬，我倒一向很少生病。”
“怎么，你的耳朵上好象多了一个圈圈？”
“唉，恩来兄，你的眼真细！这是什么圈圈哟，这是电话耳机子压的一道沟沟！”
张国焘一面用手掌摩挲着他耳轮周围的那道沟沟，一面叹口气说：
“这就是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四方面军几年来给我留下的纪念！每天我一起床就打电话，连饭都顾不上吃，党政军民大小事我全要管，一打仗，尽管有向前在前面指挥，我还是怕出岔子，有时一个电话就打几个钟头，我这耳朵又不是铁的，怎么会不压出一道沟沟呢！”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
“那你就少管一点嘛！”
“少管？少管行吗？你不知道我们那些同志的水平，有时简直低得可怜！”
周恩来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
张国焘忽然眨了眨眼，扬起头问：
“你们路上举行的那个遵义会议，我们看到的材料太简单了，你能详细讲一讲吗？”
“可以。”
周恩来坦率地点了点头，把遵义会议的过程简要地讲了一遍。最后带着庆幸的情绪说：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看，还真亏得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军事指挥，不然象贵州那样的情况，还真够麻烦呢！”
“问题都解决了吗？”
“都解决了。”
“博古呢？”
“博古同志也很识大体，自那以后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张国焘睁大眼睛听着，显得很不满足。但也不便再问，又说：
“听说，还开了个会理会议？”
“是的，”周恩来又点点头说，“那主要是批评了一下林彪，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张国焘不再发问，沉了好大一阵，突然扬起头，瞅着周恩来问：
“现在，一方面军有多少人？”
周恩来眼睛机警地闪了一闪，笑着反问：
“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万人。”张国焘梗了梗脖子，“你们呢？”
“一方面军伤亡很大，现在恐怕不到三万人了！”
周恩来的话刚一出口，眼瞅着张国焘的脸色突然变了。
“噢，三万人！……三万人不到！……”
张国焘喃喃自语着，没有再说别的。他的头略略仰起，目光立时变得高傲和严峻起来。
谈话中断了。屋子里静寂无声。周恩来对自己的答话有些后悔，但已无可如何。
“今天疲劳了，就这样吧！”张国焘淡淡地说。
周恩来起身告辞。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关帝庙的大殿里举行。中间摆着几张桌子，四外是各式各样的椅子和长长的条凳，都是从镇上借来的。周恩来作为会议的报告人坐在主要位置，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邓发、凯丰、林伯渠也都坐在前面，其他高级将领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李富春等人都散乱地坐在各处。会议仍然充满着愉悦热烈的气氛。
首先由周恩来作报告。他捋了捋他那漂亮的大胡子，展开了一个事先准备的提纲。他的姿态严肃、庄重而又从容不迫。他讲的中心问题，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他认为，要创造的新的根据地应该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便于作战。特别是两个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一定要地区宽大，便于机动。现在的松、理、茂地区地方虽然不小，但道路少，易于被敌人封锁，而不利于对敌反攻；第二，群众条件方面，应该是人口较多的地方，红军才有发展余地。松、理、茂、汶等人口一共才二十万，且多为少数民族，难以扩大红军；第三，经济条件，粮食至少能够自给。而上述各地正是缺粮的地方，牛羊也有限，布匹更不好解决。周恩来根据上述条件分析，认为在这个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另外，他又对敌情作了分析。他指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会增加到这方面来，封锁大渡河，从南面和西康方向阻击红军，这样就会逐步把红军压到草原。如果红军仅仅限制在松、理、茂地区，就没有前途。因此，部队必须前进。在当前最理想的地区就是川陕甘地区。这地区地域宽，道路多，人口多，物产富，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两大主力会合后的第一步就是北进，首先夺取甘南。他明确指出，向南是不可能的；过岷江向东敌人有一百三十个团，也不可能；向西是大草原；看起来也只有向北才是出路。这样，就要首先夺取松潘与胡宗南部作战。以运动战的高度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最后他还强调了指挥问题必须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到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周恩来关于行动方针的报告，看来相当周密完备，显然概括了其他同志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
高大魁伟的张国焘坐在周恩来旁边很显眼的位置上。比起昨天，他的神色显得更庄严、更高傲和更自信了。周恩来的报告并不使他惊讶，因为这些内容从前几天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已经透露了，他也正是针对着上述观点做了准备。除此而外，周恩来最后那段话也使他深为不安。当他听到指挥问题要“集中统一”，要“集中军委”，而且这是“最高原则”的时候，他的心象是突然被撞击了一下似地蹦了起来。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了，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他看看大家没有发现，脸上又立刻装出微笑的样子。
由于张国焘在肚子里自己跟自己说话，周恩来最后讲的军事技术呀，政治保证呀，给养问题呀，分几个纵队呀，这些也就没有听进去。等到他把思想收回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结束了报告。
这时，大家的目光纷纷集中在他的身上。他轻轻地咳了两声，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张国焘的发言，讲话，一向都是慢吞吞的，显出他是一个极有身份的人。他的发言既不象博古那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也不象毛泽东那样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更不象周恩来那样富有条理，准确周密；也不象朱德那样淳朴亲切，带有浓厚的泥土味。他的话听来，实在平庸乏味，令人困倦。因为他既没有热烈的感情，也没有闪光的思想，只是靠许多政治术语的拼凑来表达的某种意念。而这种意念又深怕别人抓住把柄，不得不尽量修饰得象泥鳅一样滑溜。如果不是他身居高位，不是某种权力的象征，那是不会有人喜欢听他的讲话的。
首先，他慢吞吞地用大部分时间讲述了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行动和取得的胜利。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在人们的精神濒于疲倦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行动方针的问题。他的论点是，目前的战略方向应当向南，也就是说，集中一、四方面军的主力向成都打。现在会合之后力量大了，消灭敌人不成问题。他承认向东打受地形限制，向西去是草原，均属不利。而向北打就会遇到胡宗南。胡宗南来，当然要打；如不来也不便去找他打。打松潘也不容易，至少要用二十个团。胡宗南加上蒋，力量不小，如不消灭他的主力，去甘南立足不稳。轻率提出以消灭胡宗南为主没有多少道理。他说，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还是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合适些。即使执行不通，再执行北进计划也不为晚。最后他以敦促者的口吻说，我希望中央政治局对这样重大的方针问题宜早作决定。
张国焘的发言，立刻使会议的气氛出现了一点儿紧张。这种紧张自然是心理上的，从表面看并不明显。周恩来仍然那样从容不迫，好象张国焘的发言早在意中。他只用机警的眼睛瞅了张国焘一眼，便转过头去。毛泽东则抽出一支纸烟搕了搕，接到将烧完的烟蒂上去，也许他用这个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