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 作者:魏巍-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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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话没完没了，一遍又一遍叙说着这段惊险的经历。
高层领导也是这样。在九月十二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与会者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仿佛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分歧和芥蒂似的。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破坏，使得大家从心底里亲密起来了，过去所有的不同的见解、争论、斗争和不愉快仿佛都已微不足道，远远地退到历史的后面去了。
俄界是白龙江畔的一个藏族村庄。村庄外有一条数十丈深的深沟，深沟上架着窄窄的独木桥，小心翼翼地越过独木桥才能到达俄界。村庄很小，村里唯一的大房子就是一座藏族的经堂。是日上午，群贤毕至。唯一没有到会的是周恩来，因为他的身体还相当虚弱。其他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都到会了。此外还有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蔡树藩、叶剑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青等二十一人。把个小经堂挤得满满的。开会之前，一直充满着欢声笑语。不少人围着叶剑英询问着他那“惊险的一幕”。不知警卫员从哪里找来一把大铁壶，在走廊上烧着开水，木柴和干树枝毕剥作响，燃着熊熊的火焰。
当然，在这欢声笑语的背后，人们的心之深处不是没有一种难堪的苦涩。毛泽东的心中更是这样。在先，他对北进是颇有一番宏阔壮丽的想象的。以十万雄师，北出甘南，只要一旦离开这恼人的地区，就会象蛟龙入海，纵横飞腾，有声有色地大干一场。西北敌兵虽众，毕竟是薄弱环节，加上敌人内部派系纷纭，足可利用。红军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不难成军成师地吃掉敌人，将会很快打开一个局面，然后向东发展，与热望抗日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壮阔的想象一下暗淡下来。由于不幸的分裂，他虽然把一、三军团带出来了，但人数不过七、八千人。比起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不过是当初的零头罢了。想到这里，他心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苦涩呢！然而，让毛泽东悲观失望那是不可能的。他曾经称赞过别人是一块铁，实则他自己是一块铁。在他心里永远不熄的就是那团革命之火。今天，他不过依据现实条件，重新忖度一下革命的前景罢了。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戴着软塌塌的军帽坐在毛泽东旁边。他敲了敲桌子，宣布由毛泽东代表书记处提出报告。毛泽东黄黄的手指夹着自卷的喇叭筒纸烟开始讲话。
他首先回顾了几个月来的痛苦经历。他说，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却坚持机会主义的方针。起初张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的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再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方针。现在已经无法共同北进，而只能是一方面军的主力单独北进了。在叙述这一段时，毛泽东竭力使自己的语调保持平静。
“当然，我们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靠前无出路，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毛泽东再次肯定地说，“向南最后是没有出路的。一两月以内或者有出路，估计打到雅安、打箭炉极少可能。在那样的地区红军只能减少无法补充，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决不能带上一、三军团走这条道路。中央不能到打箭炉去，而是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
接着，毛泽东沉痛地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巡视了全场，神情显出无比坚毅地说：“我们即使被敌人打散，我们还可以作白区工作，我们还可以去领导义勇军，我们最终是一定会胜利的！”他的话沉痛而又悲壮，象鼓点一样使人们的心灵震颤。
随后，他又讲到了团结。他说：“团结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了。”他没有多所发挥，仅此一句，已使在座的人刻骨铭心。
最后，他谈到了同张国焘的关系。不言而喻，张国焘在他的心目中是丑恶的，同四方面军的干部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深了。但是今天是党的会议，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必须从党性和全局观念出发，以高度的理智来忖度当前的现实。
因此，他的语调是缓慢和清醒的。
“今天看来，同张国焘的斗争还是党内斗争。”他冷静地说道，“将来，他或者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的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就目前说，是否马上作组织结论，是否下哀的美敦书呢？”说到这里，他向整个会场，几乎是每个同志都轮视了一眼，然后声音清朗地说：“不应该的！……我们还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用各种名义给他们打电报，比如说用林聂、彭李、李德等等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
因为我估计他们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
毛泽东的话使整个会场活跃起来，可以看到人们的脸色由激动转入深深的思考。有的低下头去，有的仰起脸望着经堂微微摆动的飘带。显然，他们的内心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报复的愿望与党性的冲突，意气的冲动与明智的现实态度的冲突……
随后是彭德怀作关于军队组织的报告。他历述了现在部队的严重减员，战斗员已经相当少了。他提议取消营和师两级组织，仅保留团的组织。
他的报告刚完，一向负责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已经忍不住起立发言。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党员，细高个子，两眼乌黑有神，经常披一件大衣，挎着手枪，姿态相当英武。他的声音高昂而且充满着激动。
“张国焘企图用枪杆来威胁党，这是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他激愤地说道。“张国焘伸手要的地位没有定的时候，他按兵不动；任命为总政委后，他还在下面挑拨煽动；沙窝会议他要根本改变中央的成份，政治局委员一共八个，他要增加四方面军的九人！党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吗！？”接着，他语气十分坚决地说，“我们对张国焘、陈昌浩毫无疑义应当开除党籍，就是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也是应该的。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中国革命在中央领导下是可以成功的。即使张国焘滚到反革命阵营，我们也不怕。我们应该声明，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
邓发的发言，在人们的心里激起了波澜。因为人们本来就具有这种情绪，他的话自然容易引起共鸣。当然他们在理智上也还在思考、斗争。这是一种自我斗争。
随后，李富春发言了。他在北伐军中已经是某军的党代表了，长征中是代总政治部主任，因为王稼祥负伤坐担架，大部分工作是由他来做的，最近才接替杨尚昆任三军团政委。他做过多年军人，但看去那光光的和尚头，微笑的脸，就象乡下的老校长那么温和。他的发言比较温和冷静。他提出，张国焘如不执行命令，可以立即撤职，对那个毫无党性、异常嚣张的李特可以开除党籍。
罗迈在发言前咳嗽了两声。他是湖南人，在南方人中是个少有的大个子，和毛泽东差不多。他在党内资格很老，现在是中央组织部长。此人作风一向严厉，工作中是拼命三郎，他的下级一点也马虎不得。今天他的脸色更加严峻。
“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惧怕敌人。”罗迈用郑重分析的语调说，“他对在中国本部创造苏区是没有信心的。这同他轻易退出鄂豫皖和通南巴是有联系的。此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搞小组织活动，四中全会后，除了罗章龙没有第二个了。”他稍停了停，似乎做了最后一次衡量，才以组织部长式的慎重态度说，“但是，我还是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不立即采取组织措施。”
瘦弱的王稼祥发言了。他看去谈笑自若，实际上身上还带着一个排脓的橡皮管子，时时刻刻都在忍受着痛苦。“张国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而是流氓习气的领导。我们同他不仅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是他在发言中表达自己观点的主要词句。说张国焘是“流氓习气”的领导，是出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因为伤口恶化，他曾在沙窝休养了一个多月，其间他为了给张国焘做工作，有一次曾从太阳落山谈到凌晨三点，张国焘算是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可是没有几天他就变卦。因此，王稼祥就认为，这人没有政治信誉，说了也不算数。王稼祥的发言结语是：“张国焘回到党的立场是困难的，但组织结论是有步骤的。”
王稼祥的意见表达了会场上多数人的认识。也是所有出席者感情与理智反复交战所得出的结果。彭德怀说：“对张国焘的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如果希望他北上可以不做，过早的结论没有好处。”聂荣臻也同意这一点。但他在发言中特别表示不赞成个别同志的说法，认为这次的分歧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争权。事实证明张国焘的的确确叫胡宗南吓怕了，他企图跑到安全地方偷安。
杨尚昆完全同意上述意见。但他有一点和李富春的意见相同，即应该开除李特的党籍。因为这个李特在前天曾对红大学生说：你们是跟外国人去还是跟红四方面军去，你们到外国那是卖国。
林彪、博古、洛甫相继发言。他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林彪对张国焘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表示不满，张竟说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的队伍，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的队伍。他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下面认识。博古认为对张国焘过去太客气了。对张的组织结论要等到内部认识到他的错误的时候。张闻天以他的一向的理论家的思维，对张国焘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还指出，张国焘发展下去必然要组织第二党，应当使四方面军的干部了解这种前途。他认为，争取工作现在还有一线可能，组织结论应当等到完全失去希望的时候。
和所有形形色色的会议不同，这个会既不是那种剑拔弩张使人的呼吸都感到急促的会议，也不是那种面上含笑话锋中含着重重心机的会议，更不是那种使人厌倦毫无意味的清汤寡水般的会议，这次会议独特的地方，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交战。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终于使理智战胜了感情，党性战胜了偏狭，明智战胜了冲动。会场上充溢着的是共产党人体现出来的那种高度的理性和睿智。毛泽东始终在烟环缭绕中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他的脸从严峻挟带着几丝苦涩的表情中，逐渐变得柔和起来，就象从云隙中洒下了阳光。最后他的脸上出现了微笑。他的意见被大家丰富了，他的个别不完满之处，得到了措词温和的纠正。这在无形中为他驱除了愁苦，使他的信心更为饱满。在他最后作结论的时候，声音里增加了明朗和愉快的调子。他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起来了，讲得也更深刻了。他进一步指出，张国焘是一种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发展下去很可能叛变革命。他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革命决不会就从此走向低潮。
讲话刚刚结束，走廊上的大铁壶里的水就滚出来了，警卫员一阵忙乱，提着铁壶来给大家添水。小小的经堂里，又象会议开始前那样喧闹起来，乱纷纷地又说又笑。这是一个意志无比坚强乐观的集体，由于语声笑声完全融会到一起，已经分不出每个人的声音。
（七十三）
俄界会议后，部队第二天就出发了。
此时，甘南岷州一带有敌两个师，一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唐淮源部，一是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毛泽东率一军团走在前面，沿着白龙江向东挺进。
这条江水不算很宽，宽处三十几公尺，窄处不过丈余，但水流湍急，声如雷鸣，激起的水花倒真象是一条白龙。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岸上仅有羊肠小道。在羊肠小道消失的地方，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栈道。这种栈道在红军路过宝兴的时候，曾经遇到过，现在却不断有栈道出现，有的竟长达百多公尺。它们高高悬在危岩峭壁之上，仅一尺来宽，下面就是激流，人行其上，不禁头晕目眩。那些抬着伤病员的担架，通过时就特别困难。
在部队越过一条长长的栈道时，樱桃和“烂脚佬”抬着一副担架走过来了。由于走得急促，她的额上流着汗，双颊绯红。作为指导员，她经常走在休养连的最后，看见哪个担架员太累了，就帮助抬上一段。过草地后，那些担架员由于长期吃不饱，付出体力又重，差不多人人瘦得厉害，病得也多，因此，这种事就更多了。
担架上抬的这人，是娄山关负重伤的团政委朱兵。他的一条腿是高位截肢，从那时起就不得不坐担架。这种长期坐担架的生活，使他的心承担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他每时每刻都目睹着担架员的艰难。特别是遇见高山陡坡，泥泞道路，担架员不是跪下去用膝盖步行，就是跌得头破血流。坐在担架上的人，心里该是多么难受！朱兵一听前面又要过栈道了，心里立刻不安起来。他在枕上欠起头一望，前面的伤病员纷纷下了担架，由担架员扶着在窄窄的栈道上颤颤巍巍地行走，就更躺不住了。他说：“樱桃，你停一下，我也要下去！”樱桃一面走一面笑着说：“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你怎么能下去？”朱兵见樱桃照旧向前走，并没有听他的意思，就叹了口气。这时，前面担架上抬着一个昏昏迷迷的病人，两个担架员为了防止意外，就用绳子把担架捆在自己的肩背上，然后就开始跪下身子，用膝盖一点一点地在栈道上挪动。每当朱兵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