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 讲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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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天命的意思。
福临在北京登基称帝之时，除了京北以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尚未被清廷统一。除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势力外，南方还有南明的临时政权存在，各地反清复明的征战皆未平息。所以顺治在位的十八年时间里，全国都还兵荒马乱，干戈未息，清室皇权还处在安危未定的局面之中。入关前后的八旗子弟，全数不过四万人，加上科尔沁蒙古的蒙旗在内，总兵力不足十万。“靖四方，克大定”的功绩，是以汉人汉军作为代理战争的先驱，利用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王才平定了南方，统一了中国。
所以当郑成功在台湾率水师十七万北上，克镇江、围南京声势浩大，清廷已做好不得已出关退守的准备。郑军因天气变化，天时不利，加上策划指挥不力，再之与郑成功对垒的又是汉军，造成郑军败走，反成败局。
到了康熙一朝，除鳌拜、平三藩、定北疆，中国才真正安定下来。在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道光以后，则一代比一代弱。自顺治入关至宣统退位，满清共传了九代十帝，共计两百六十七年的历史。
廿四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悠久的中国历史全都在此浓缩介绍了，它详细记载了一个朝代是如何从治到乱，如何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史绝不是一些消逝了的东西，至今仍伴随着人类的影子，后人以历史为证，以道德与良心来审视昨日与今日的人和事。
西方的思想家可能看不起中国的文化传统，但对中国古代的史学，无不肃然起敬，黑格尔就是一例。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学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有二十四正史，有《通鉴》、《续通鉴》，有十通、有实录、起居注等详尽而丰富的史料。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二十四史是一套最系统、最完整的史书，上自伏羲氏，下至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结束，如果再辅以清代的《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是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史。不过《清史稿》是待定的史稿，还没有最后定稿为《清史》，所以中国的正史只有二十四史。
历史像一面镜子，清清楚楚地映照出过去和现在的美丑妍媸、是非善恶，揭示出因果循环的大道理。只有明白了“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个原则，才能够做到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对此并不完全相信，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读懂历史。清朝的历史距离我们最近，宣统退位至今不过八十几年。1644年明朝灭亡，明将吴三贵引清兵入关。其时皇太极已死，清世祖顺治皇帝只有六岁，他的母亲就是孝庄皇太后。孤儿寡母带着四十万清兵，入主中原，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使清朝在十八世纪后期，成为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帝国。到了一九一一年，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宣统三岁登基，在皇帝位仅三年清朝就灭亡了。
大清国入主中原，是寡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开始的，清朝结束的时候也是寡妇太后带着一个六岁的小皇帝，由此可见，历史怎么开始的还怎么结束，一丝一毫都不差。只是我们的寿命太短，看不到267年这个因果循环的全过程，但是清朝的历史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历史来认识这个因果循环的道理。
再往前推到宋朝，宋朝开国的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本是后周世宗柴荣手下的高级军事将领，手握兵权。959年柴荣死了，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还有一个寡妇符太后。随即在960年正月就发生了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拥兵还朝，逼着小皇帝让位给他，建立了宋朝。到了南宋末期，元将伯彦引兵渡江，势如破竹，小皇帝帝昺只有八岁，被元兵追逐到了广州外海的崖山，最后由左丞相陆秀夫背着跳海而亡，还剩一个老太妃在船上，眼看没有希望，也赴海死了。正应了元朝统帅伯彦拒绝宋使的一句话，“汝国得诸小儿，今亦失诸小儿”。果报昭彰，因果不爽，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重演的，种什么因一定得什么果，因果循环的规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前面已经讲到，读历史要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前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人编定的，是否靠得住大成问题。现代史更成问题，董希文的一张“开国大典”油画，本来再现的是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瞬间，但是57年画面上将高岗抠下去，67年又将刘少奇抠下去，80年代又全部再复原回来，这哪里还是历史。所以孟子才说：“尽信书（尚书），不如无书”。
仅读史书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参考实录、十通、帝王起居注、历代奏议等具体的史料，就可以通晓古今，好象亲眼看见一样，也就不会以偏概全了。这里虽然只提到了实录，我们要由此联想到其他的相关史料。
实录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大事记，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实录，按时间顺序概括地记述了本朝发生的大事件，以及帝王参加活动的情况。最早的实录就是写《千字文》的周兴嗣记述的梁武帝的《梁皇实录》。现在保留最完整的是《明实录》和《清实录》。
此外尚有三通，是古人学习历史的必读书，就是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记述史实的体例各不相同，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多方位的了解历史。以后又有了《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但只续到明朝。清代人又编了《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合称九通，再加上《续清通考》就是十通书，在史学上是极为重要的。
历朝的奏议，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由大臣们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呢？因为要奏议的事情一定有问题，否则就不会再提出建议了。帝王起居注，专门记录了帝王每天的衣食起居，参加的各种活动和会见的客人，以及相关的主题与结论，一条一款，不厌其详。今天清宫皇史宬里收藏有清代十位皇帝完整的起居注，从每日的食谱到戏单，为我们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可靠可考的史料。由此可见，绝对不能只读历史，一定还要参考求其他的资料，才可以了解历史的全貌，避免以偏概全。
这样一来，历史就变得很繁杂了，哪里还读得过来呢？因此我们读历史一定要有次序，知道以何种史学著作为主，知道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中国的史书主要分为通史和国史，通史是从头讲到尾，国史只讲一个朝代。通史当然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好，它上接《左传》下至五代，记述了宋以前1360多年的历史。但因其分量太大，朱熹又著了《通鉴纲目》，清末流行的《御批通鉴辑览》和《纲鉴易知录》都是很好的简化通史课本，现代人著的史书能否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就很难说了。
从著书顺序上看，《史记》是记传体的通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国史，这四部书写得最好，不但文理文采好、记述的事实清楚，内容也最为精要恰当，能把这四部史书读懂了，记述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脉络与方法就掌握了，二十四史也就一脉相承的自然顺下来了。
南怀老认为，我们读历史要注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解决的两个的问题：一是统治阶级的治权，一是学术思想的权威。前者是古今中外帝王的大业，孟子称为“人爵”；后者是古今圣贤的千秋大业，孟子称为“天爵”。它虽然不能像帝王的治权那样煊赫一时，却拥有思想的威权和永久的价值，可以在无形中左右历史发展的趋势，孔子也因此被尊为“素王”。如果以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观点分判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的确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第一个五百年是周代文化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115年至1079年，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因为周公整理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集上古文化之大成。而孔子的学术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因此探寻儒家学术思想的渊源，必然追溯到周公。
第二个五百年是孔孟思想阶段，大约始于公元前571年至545年，这是孔孟思想的兴起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经列国，至秦汉，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术思想才正式占主导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第三个五百年是自东汉末年三国之际，佛教传入以后，儒释道三家文化思想的大碰撞、大交变阶段。第四个五百年是隋唐文化阶段，儒释道文化由大交变到大融合，特别是文中子融会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影响初唐的文化思想颇深，为盛唐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第五个五百年是宋儒的理学阶段，出现了理学五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替代了隋唐时期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第六个五百年是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第七个五百年是清代的经学与理学阶段，提倡朴学务实，经世济用的事功学问，鼓吹民族正气与良知，直接影响到辛亥革命和后世的建国方略。
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思想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变，中西文化思想的大碰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所以传统文化与学术思想又在复活，必将重现于世形成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五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宋儒张载的名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四讲
《三字经》的前几部分内容，在综述了教育的意义、目标、教学的内容和次第以后，进入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谈的，是如何将教育的内容完全落实下去，变化成求学者思想与行为的一部分。教育的其他环节虽然重要，但毕竟还都是外缘，教育的主体是受教育者，学生本人才是教育的最终受益者。
所以《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求学者在读书求学进程中，应该遵守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同时还介绍了多个古人苦读求学的故事，以激励后学者的斗志，提高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人有肉身就会好逸恶劳，所以人都是有惰性的。人生如果没有远大理想、没有追求，生命的活力就没有了。读书求学也是同样道理，不是硬逼着，很少有人主动认真地求学。俗话说：“人是懒虫，不逼不成”，古代的老师有戒尺、有板子，用意就是要强迫学生把自觉性培养起来。等到读书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到了这个阶段老师反而要劝你，不要用功太过，要注意劳逸结合了。
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有所谓的“苦读”与“乐读”两种，这一部分讲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是苦读的代表。乐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去读书，人沉醉其中，乐此不疲。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林语堂在《论读书》中也说：“流连忘返，始可深入，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苦与乐本是一体两面，互为补充。苦能化为乐，乐也能变成苦，不可能一成不变。对于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乐读好，苦读也没什么。只要做好心理准备，就能够使“苦”变为“乐”。正如梁启超所说：“趣味总是慢慢来的，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
下面请看原文：
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这几句话很重要，讲的是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效率的三个关键，就是《弟子规》中也谈到的“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这是宋代名儒朱熹的经验之谈。朱熹曾对他的学生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朗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亦，眼口岂能不到者乎”？
三个关键的第一个是“口而诵”，现代语言就是“要读书不是看书”。古人读书有讲究五到的，就是“眼到、口到、耳到、心到、手到”，也就是这里说的“口而诵，心而惟”，口与心就代表了这“五到”。读书一定要“口而诵”，不诵怎么能叫读书呢？我们现代人改了称呼，叫“看书”，虽然一字之差，结果可完全不一样。“看”是泛泛地翻一翻、心不在焉地找点有刺激的东西看，读的概念则完全不同。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分析，人的大脑是记忆存储器，脑皮质有不同的分区：有语言中枢、听觉中枢、视觉中枢等等不同的功能区。道家早就说脑有九宫，每一宫都有一个神仙主管，我们听了一直以为是神话。实际上道家说的，正是大脑皮质不同的功能中枢。阅读只是大脑的视觉中枢在工作，换句话说，只刺激脑皮质的一个视觉功能区。如果眼、耳、口、心、手一齐来配合，脑皮质五个功能区同时工作，学习的效率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好几倍，这笔帐得会算。
第二个关键就是“心而惟”。惟是动词，有思考、思索的意思，心里面要反复思考，就是“心而惟”。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知识渊博，但是没有智慧的思想，所学的东西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罔就是迷惑、茫然。相反地，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踏踏实实地学问地锻炼，自以为是，结果就会自误误人，很危险，这就是殆。
第三个关键是，“朝于斯，夕于斯”。白天也是它，晚上也是它，象《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一样，“茶里也是伊，饭里也是伊”。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专一，象打井一样，选好一点就要深入下去，如此求学才能有所得。有任何疑问，先不要在外面寻找答案，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话头，“朝于斯，夕于斯”地诚心问自己，答案就出来了。这是佛家说的自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