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 讲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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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规范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子游在《论语？子张篇》中说的“洒扫、应对、进退”，不要小看这六个字，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是中国文化教育一贯的传统。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大多是与职业、赚钱相结合的技能培训，与传统的生活教育是两回事。小孩子娇生惯养的多，特别是富家子弟，家里都有佣人，他们自己哪里会洒扫庭除。现代人不会扫地、抹桌子的多得很，扫把乱挥搞得尘土飞扬，一块脏布越擦越脏。连最基本的洒扫庭除都不会，今后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呢？
应对之事就更成问题了。常有这样的孩子，你问他：贵姓？他就回答：我贵姓某。府上哪里？他会说：我府上某地。应对的礼仪根本不懂。至于进退就更难了，一件东西该不该拿、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这些都是大学问，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如见到长辈如何问候、到亲友家拜访，该站还是该坐，站在哪里、坐在哪里等都要教育。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小孩子见到长辈一声不吭，到客人家里拉抽屉、开柜子，没有一点规矩，可见我们的小学教育大有问题。
传统的小学要教授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训诂、句读以外，还要学习汉字的结构和起源，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之学。在形声义三方面，给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础。这方面的教材，周朝用《史籀篇》，秦汉用《仓颉篇》，以后出来《急就章》，六朝以后用周兴嗣的《千字文》。
此外，小学阶段还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六艺教育，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礼是生活规范，乐是艺术，射是射箭，相当于今天的健身，御是驾车，相当于今天的军训；书是文字和书法，数是数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可见，传统小学教育的内容绝对不比今天少，可能还更全面。可惜，古六艺的传统教育今天已经没有了，在日本还有点依稀仿佛的影子，日本人将其转变为“八道”，即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作为八个文化传统保留下来了。
小学期间，行有余力的可以读“四书”，但是老师一般不开讲。什么时候开讲呢？要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是要到大学阶段，老师才详细讲解四书中的道理。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著作，本来《大学》与《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将之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经朱熹注解的四书，代替了五经的地位，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是士子学人的必读之书，对中国近古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字元晦，号紫阳，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十九岁中进士，曾做过五任地方官，但时间都很短。他主要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建立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广收弟子门徒，传播理学。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概括地说，四书中的《中庸》谈理，相当于认识论；《大学》谈法，相当于方法论；《论语》《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两位名角，一个演仁，一个演义，生动地表演给我们看。但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是孔子传曾子，曾子著《大学》；曾子传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学的三代人。许多人以为《大学》《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实不对。《大学》与《中庸》是曾子与子思的学术论文，他们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与《大学》的学术观点又有不同，这是要注意的。
至于孟子晚了孔子165年，只是子思的门人，因为孟子的年龄小于子思近100年。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而要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论语》。《论语》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一共有二十篇，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十分难能可贵。
古代相传的《论语》有三种，即鲁国流传的《鲁论》二十篇、齐国流传的《齐论》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间，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得到的《古文论语》。但《古论》和《齐论》到了汉魏之间，都已逐渐散失，现在传诵的《论语》只有《鲁论》二十篇了。
《论语》的编纂者，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例如，班固认为，“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郑玄则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当代学者则认为《论语》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孔子的弟子、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不断补充、辑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变得支离破碎，亟须重新整理。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训诂、疏释等工作，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唐代儒者的学风，大体还是因袭汉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类，更加详证，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宋代以后，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这就是宋儒的理学。与汉儒们只讲训诂、疏释的学问，又别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明亡以后，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对于“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恢复老路线。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这就是清儒的朴学。
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虽然经汉、唐、宋、明、清几个时代的变动，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实在难说得很。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各据一方，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汉代以后，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一是政治的儒学，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了。二是学术的儒学，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如汉学、朴学一类的学院派。三是民间的儒学，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来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后是宗教的儒学，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吃冷猪头。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这部书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内容都是讲道德，说仁义，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阐明性善、辟斥邪说等。四书的文字分量，共五万六千多字，《论语》只占29％，《孟子》则占了63％，因篇幅较长，所以《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为上下两编。古人不参加科考的可以不读《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须熟读此书。《孟子》的文章写得实在好，文意贯通、文采飞扬、说理透彻，有条不紊，后世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无不因袭孟子的文风。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一般认为是生于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中只用了137个字，从正面记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马迁说：“孟柯，邹人也，授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叙诗书，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是战国中期的大学者，曾周游齐、宋、滕、魏等国，试图说服诸国君王接受道德仁义的政治主张，均因其学说“远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纳。故此晚年去齐回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他始终为人伦正义、为道德政治，奔走呼号，而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后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识时务，以孟子的聪明才智和雄辩之力，如果改变一下思路，搏个富贵功业还不是易如反掌。
讲阴阳五行的驺衍来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孟子来见惠王，梁惠王开口却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气。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向时代风气妥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明知道挽救不了这个时代，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圣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吗？周游列国到处受瘪，还被困在陈蔡饿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吆喝了一辈子也没把自己推销出去。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赞扬孔子，才大大地抬头。伟大的人物活着的时候都是倒霉，死了以后才吃香。所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开辟者。
但孟子毕竟去孔子165年，所处的时间、空间背景都不同。孔子温良恭俭让、孟子间有侠义之气，二人的性格、脾气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圣人在为人处事、劝政说理的风格上也迥然有异。孟子有雄辩之材，例如他说服齐宣王行仁政，说得宣王无言以对，只好敷衍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没办法施行仁政。孟子说：好色有什么关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谁不爱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您能将此心推广开来，使国中内无怨女，外无旷男，好色又怎么会影响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财。孟子又说：好财货有什么不好？谁不喜欢财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刘也是喜欢财货，他与百姓一起富国强兵，大王您如能与百姓同之，爱财与施行仁政有矛盾吗？宣王又说：“寡人直好世俗之乐”，我还爱听流行歌曲。孟子说：听何种歌曲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大王要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是少乐乐，还是众乐乐。如能与民同乐，听歌又有什么不好呢？齐宣王被堵得走投无路，孟子正是在引导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为“亚圣”，其书被列入儒门《十三经》，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格过程。在汉代，《孟子》与《论语》虽然同为子书，但实际地位却大相径庭。《论语》是儒家六艺的基础课，地位在经子之间，而《孟子》则属于普通的子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汉文帝时《孟子》虽然一度被设置为博士，但那是传记博士，汉武帝时即罢了。
唐文宗太和年间，国学石刻《十二经》，还是没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经书上，《孟子》才第一次被列入九经。
明洪武帝朱元璋认为孟子不应与孔子同享文庙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读到《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文章时，不尽拍案呼好，又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庙。孟老夫子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实在是苦啊！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论文《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论文就是《中庸》。子思（公元前483…402年），名孔汲，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古人教育子女的规矩，是自己的孩子不自己教，就象医不自医一样，所以孔汲的老师是曾子。孔子弟子三千，最杰出的贤人有七十二位，排第一的是颜回，第二位就是曾子。曾子得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学》，他是孔子思想的嫡传者。可以说孔子、曾子、子思是一脉相承的前后三代人。
子思在《中庸》里说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继承了尧、舜、禹这个一以贯之的传统思想，继承了由文王、武王时代确立的包括礼法、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精神等在内的宪章精神，这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弘扬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传承体系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的都是《尚书》里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孟子以后传承就断了。虽然孟子身后的荀子，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到底还是走了样，已经不是纯正的孔子一派了。荀子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墨道三家的学术观点，发展了儒家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所以他的弟子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
后世有些人批评孔子是为统治阶级帮腔的，这种说法既不正确，也不公平。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处处推崇尧舜的“公天下”，希望人人自觉，都能够约束自己，方便他人，以恢复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保持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秩序，也就是后世批判的“克己复礼”。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在利用孔子的思想，挂儒家的羊头卖自己的狗肉，这又与孔子有什么相关呢！
中庸思想，也是来自于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