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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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每日目睹列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传单。拎单是一组画，有些像荚、国的“滑稽漫画“连载”。第一幅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接下来是臃肿的约翰牛（即英国人——引者注）把靴子踩在两个中，国人的脖子上，两个中国人突然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时代》，1927年1月17日）
还是回到鲍罗廷身上。
一个人命运转变之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鲍罗廷的不幸正如此。他正在为夫人的下落而焦虑时北京传来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命令士兵于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和中国人员，还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
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外交豁免权。张对此当然清楚。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但肯定会得到默许。他判断得不错。随即，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紧急事务部，雇佣“白俄”武装士兵包围苏联领事馆，搜查所有进出的人。这当然也违反了国际法惯例。但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的列强们的同意，此举也会被原谅。人们希望在北京和上海赤色机构搜查到的文件被翻译之后，会在被捕者以及反共的公共舆论面前，证明搜捕行动的正确。（《时代》，1927年5月9日）
与鲍罗廷非常熟悉、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共领袖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送上了绞刑架。《时代》对于北京事件的报道，比上海大屠杀的报道篇幅还要长，这恐怕与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参议员此时正在北京访问有关。这位参议员与张作霖会见，会见的同时，对李大钊等人的处决就在他们附近进行。还有什么场景的映衬与反差，比这一场面更具新闻性，更有强烈的震撼和戏剧效果？今天来看，《时代》的叙述，恰恰为中共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消失，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大块头的美国佬宾厄姆（Bingham）上周抵达北京。他有七个儿子，其中一个正在北京学
习中文。在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他受到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张作霖的接见……
……据《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就在参议员和张作霖一起品茶时，张元帅的军官们就在相隔仅百米之遥的地方，忙于执行残暴的处决……
此种酷刑叫做“绞刑”，被集中用来处决他们在违反国际法情况下冲进苏联使馆逮捕的中国人。在此次行动中，还查收了各种文件，张作霖正用自己的人根据需要予以翻译。这些文件，上周被用来作为秘密审判的证据。四十名囚犯中的一半人被判处绞刑。没有说明他们中间谁被判处死刑，谁被监禁，谁会被释放。他们只是简单地被集中到一个院子里，距参议员和军阀张饮茶处很近……
根据设计，每个囚犯的绞刑都尽可能慢慢执行，以增加他们的痛苦。囚犯们不知道下一个是否会轮到自己的喉咙被勒住，眼睛被勒得鼓出来。一个女囚犯被绞死时用了十分钟。
《纽约时报》记者者电讯称，张作霖向参议员解释说：“是我下的命令。我不允许在我地盘上有反对外国的主义存在（《时代》，1927年5月月9日）
在走进1927年新年的时候，谁能预料几个月里中国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历史转折。转变之迅疾，令今天试图理清脉络的人也喘不过气来。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这还只是棍乱、突变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危机四伏。夺取政权时，罢工、罢市曾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但一旦不能控制，就遗成经济的瘫痪，殃及角色已变的国民政府自身。冯玉祥曾是他们最后一个希望，6月10日汪精卫率团亲赴郑州与之会谈，带着双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协议回到汉口；可是，一周后，6月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两人也达成一致，主张宁、汉合一。这彻底打破了武汉政府的希望。再过不到一个月，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
鲍罗廷的使命彻底结束了。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却没有结束，几年后，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指导革命，他将是另一个“鲍罗廷”，亲历新阶段革命的起伏跌宕。他的故事，会在以后的叙述中出现。
鲍罗廷终于踏上了归国行程。这时，传来了他的夫人被张作霖释放的消息：
上周，有报道披露了内部消息，称美国参议员宾厄姆最近在北京向大军阀张柞霖求情，希望他能释放被逮捕的著名人士鲍罗廷夫人。身高六英尺的参议员，声音刺耳，他告诉矮个搜小但却冷酷无情的张作霖，如果他下令处决鲍罗廷史人，那么美国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个军阀是个残暴的野蛮者。
张作霖漫。不经心地说：“哦，那很好办，参议员先生，假如这是你们西方人对待女人的态度，那就不枪毙鲍罗廷夫人了。”
稍停一会儿，当参议员略松一口气时，张又轻蔑地补充说：“我总是不明白，你们西方人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对待女人。”
上周，张作霖对矮胖、温和、人到中年的鲍罗廷夫人，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被大赦，从监狱释放，并当即匆匆送往天津，准备从那里上船前往海参崴。（《时代》，1927年7月25日）
该走的走了。
不到一年，汉口潮起，潮落。举目四望，满城风絮，一江云烟。悲壮的人与事，从此成了历史的慨叹。
6 莫斯科：流亡者的冷寂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个法政大学的学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欢迎宋庆龄的队列中。这次欢迎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宋庆龄的身份是孙中山的遗孀、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陈友仁等。
这个学生叫盛岳，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创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材。
盛岳回忆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庆龄的情景：
……随后她下车，沿着月台步行出站，我们人群向她热烈欢呼，高喊口号。她报以满脸堆笑，尽管不难看出，她是在强作笑容。……在她抵达莫斯科的这天，她脸上微微露出的忧伤神情，比两年前孙博士逝世后更甚，这无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为之操劳的中国革命后的一种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155页）
他说得不错，亲历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庆龄，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愤与无奈。在这一年年初，宋庆龄曾是世界关注的一位中国重要人物。《时代》曾报道过宋庆龄，并刊登过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耐国民党人来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时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人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之后，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了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宋庆龄从5月起，就一天天面对现实的混乱，无力回天。恐慌的人们冲向宋庆龄在汉口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一位接近宋庆龄的外国记者写过：
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转引自《走进中国》，第47页）
汉口潮落了。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只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仍持同—立场，坚持奉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则都倾向了蒋介石，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最终合二为一。蒋介石的亲笔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专程来汉劝说也没有让她回头，她义无返顾地踏上流亡苏联之路。她失败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经支持过她丈夫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许可以在那块土地上成立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同学，对宋庆龄的卓越表现充满自豪之情。在学校为欢迎宋庆龄和陈友仁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仍在强调：“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我们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受过训练。“她敦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的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犬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转引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6页）不只是思想，她的举止、美丽和妩媚，更是令他们为之倾倒。
然而，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正在酝酿，很快将向她袭来。
美联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一条电讯：
伦敦，9月28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月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转引自《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65页）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她的健康，颈上一圈带状疱疹顿时发作。“她认识到这个谣言完全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政治暗箭，他们妄图把她同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以削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而奋斗的力量，从而使人们相信蒋介石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真正继承人的谎言。”宋庆龄立刻打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根究谣言之由来”。宋子文也为此十分震怒，接待记者进行辟谣，准备起诉。
这一谣言的编造者，到底是国内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某些人？后来是否起诉，有何结果？我还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谣言，诬陷，总是来去无踪，伤人于无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庆龄后来一直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生活着，战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对宋庆龄最大的打击则是来自斯大林。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联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越飞，这位1923年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苏联特使，和托洛茨基以及宋庆龄等中国流亡者的关系都颇为密切，却在此期间自杀，这对宋庆龄是一打击。鲍罗廷晚于宋庆龄一个月回到莫斯科，但他也疏远了宋庆龄。想必他本人已因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备受指责。1949年，早已被打人冷宫的鲍罗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他与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送往集中营，1951年约六十七岁时在关押期间死去。（参见《走进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
《走进中国》一书这样写到此时的莫斯科：
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予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琉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听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走进中国》，第70页）
在这种气氛中流亡的宋庆龄，几个月后，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或1928年春。这里取《宋庆龄年谱长编》的说法，为1927年12月：
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
……斯大林则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说有待具体研究，今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谈话达一个半小时。
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