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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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流亡者彻底失望了。宋庆龄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开始了在欧洲的新的流亡。
从此，宋庆龄也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丽依旧，她的伟大依旧，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许可以这么说，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业，成为了过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间声音的象征，在不同时期按照她个人的方式发挥历史作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中，她的名字与人格，永远是美丽的化身。
7 上海—广州：婚礼与暴动，一切重新开始
当现实证明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时，当宋庆龄不得不在莫斯科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时，她的妹妹宋美龄则在上海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的显赫——她与“征服者”蒋介石的婚礼，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隆重举行。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宋美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以后她还将多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时代》的报道题为《宋氏姐妹》：
两千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
蒋在上周以现代中国一个浪漫的婚姻征服者形象赫然出现，因为，他执着地向一位女士求婚。众所周知，起初他被拒绝了。在中国，一般来说，被拒绝是求婚者“丢脸”的事，甚至有不少人难以忍受而选择自杀。通常，这种求婚述是通过媒人，但蒋介石不得不冒着“丢脸”的危险，因为他的新娘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女性”宋羌龄小姐。
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遗孀。据报道，她现在已和前夫的热情战友、原汉口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结婚。
三小姐是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时代》，1927年，12月12日）
报道说得不错，只是到了此时，蒋介石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他的地位。1927年8月受到来自三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振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等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而宣布下野。现在，与宋美龄完婚之后，机遇的天平再次偏向了他。他的劲敌汪精卫已经被迫下野，赴欧洲“休假”；逼他下野的冯玉祥，转而又力挺他出山，并将在两个多月后，正式结拜为“金兰之交”……
《时代》1927年最后一期刊物上，报道了蒋
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上周，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中国才会和平。”（《时代》，1927年12月26日）
仿佛是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选择，同一期《时代》还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广州暴动：
……
中国南部香港的《邮报晨刊》，上周这样描述了广州历时两天的可怕而典型的中国人暴动场景，此次暴乱由苏联共产党策划发动。
关于这一暴动，唯一电传到美国来的现场描述，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顿（Huston）发来的。电丈称：“广州的控制权由据称是工人和士兵们掌握，大约五千人，警察均被解除武装。……”
“造反者由城里的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从乡下结队汇集到市区。”
“该运动由俄国人领导。据报告他们公开宣称是共产党人。……四十八小时内，城里到处是抢劫，大部地区被烧。”
“军队回到城里，在第三天上午十一点左右，粉碎了暴动。”
“士兵们在城里巡逻，成批成批地处决嫌疑犯和抢劫犯。”（《时代》，1927年12月26日）
这次暴动，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史称“广州起义”，领导者是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张太雷战死，其他领导者在暴动失败后逃离广州，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与邓小平等人汇合，又发动了新的暴动。（参见《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68页）在这之前，还有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但均未见《时代》报道。然而，这些领导暴动的中共领袖们，将是未来七十年间中国历史新的主角，有的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这些暴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时代》以及所有西方媒体都不可能知道，就像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样。许多投身其中者，也是要到一些年后才会清晰地回想它，描述它，概括它。
亲历、参与、摸索，然后描述、总结，1927年之后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
完稿于2005年3月8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尚明轩主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美＇史扶邻，丘权政、符致兴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走进中国一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美＇彼得·兰德，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记忆中和文革开始
叶兆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人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
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人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化大革命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我们欢天喜地迎过去，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回来。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记不清楚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着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当时就不在乎，现在更没有必要回忆。我们跑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漫画，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这里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各种激烈运动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挂着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斗会，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后，我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学校怎么变小了。在我的记忆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学，广阔得像森林一样无边无际。
我们经常跑到我父母的单位去玩，家属大院与那里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天，我看见满满一面墙，铺天盖地都是我母亲的大字报。仿佛今天街头见到的那种巨幅广告牌一样，我和小伙伴站在大字报前面，显得非常渺小。母亲的名字被写得歪七扭八，用红墨水打了叉。记得当时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个洞，立刻钻到地底下去。小伙伴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着头皮在一边陪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早记不清楚，只记得说到母亲的反党言论，有一句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就是“共产党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句话实在太形象了，很引人注目。一起看大字报的小伙伴转过身来，指着我的鼻子申斥：
“这话太反动了，你母亲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也觉得反动，太反动了。
小伙伴气鼓鼓地说：“你母亲竟然要把共产党扔到茅坑里！”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么说，怎么能这么说。它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秘密，直到“文革”结束，有一次聊天，偶然问起母亲，她大喊冤枉。母亲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父亲也是，我干吗要这么说呢。但是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要说我—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她们一点也没有把
我当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着许多毛主席宝像，说仅仅凭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