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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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当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创举，说假话就是创举之一。每个人都有说假话的天才，只要需要，并给予条件和环境，生长假话比田地里生长野草都来得快。我不过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我这点编造事实的能力，在那个遍地谎言的时代，实在微不足道，可它对我却十分关键，因为它是我的欺骗生活的一个开端，可以预见我会越来越深陷其中，日后我从这样的生活中逃脱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大精力！
想不到，我小人得志才两天，我的“贫农”祖父被造反的革命人民彻底地揪出来了。我是放学后，在小诊所的照壁上看到我祖父巨大的黑色名字和打在黑色名字上的巨大红叉的，给我祖父确定的身份是：匪乡长，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些可怕的黑色头衔完全击碎了我的假想，我站在我祖父的名字前，像被剥光衣服一样无地自容。我在编造有关我祖父的经历时，我骨子里相信他是一个好人。好人的概念，并非对人的人格的判断，而是以阶级的名义来论定优劣，阶级成为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我进入学校读书后就接受的教育和情感训练，不过在最近几个月被进一步强化了，我把我的祖父定为“贫农”，实际上是排除对他的亲情，而遵循现行要求从阶级性质上确认祖父作为“好人”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这无疑是一种很可怕的偏见，人们宁愿相信阶级感情，而消灭亲人之情，这种对于人类心灵的扭曲与伤害，不正是那时候公然潜入到我的身上吗？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甚至甘之如饴。因此，当我的祖父被宣判为阶级敌人，无论我承认不承认，都已经将我对祖父的认可推翻了，我从小跟随祖父生活了那么多年结下来的祖孙之情，现在显得多么微薄无力，多么不堪一击；多少个日子中留下的对祖父的印象，也迅速错位和变形，那些粗黑的大字，
一时间化成了凶恶狰狞的形象，它的蓝本由教科书以及一般文字图画所提供。我心里反复询问，谁是我真实的祖父？我的祖父你是谁？
我失去了“贫农”和“好人”祖父，而另一个我不知道却又回避不了的“反革命”祖父则取代了前者，这个强加于我的事实，像只毒虫一样咬噬着我，而我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在我这个年龄·，第一次有了痛苦；而痛苦如此尖锐，它足以灼伤我的灵魂和身体。对我来说，也许这也是一种命运，只不过它未免太残酷无情，它过早地让我感受到人类的不公正，我刚满十岁，还没有到法定的成年，便成为“革命的种姓等级制”之下的一个社会贱民。当我最后低着头兔子般从我祖父的名字前逃走时，我已无可救药地成为一个内心卑怯的人。
接下来，我经历了我祖父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批斗、专政的全过程，目睹了一个曾经是体面的有威望的老中医，怎样遭人随意折磨和侮辱，怎样像狗一样被拉来拉去游街示众。
这个过程是从深夜开始的。那天夜里，我好像特别犯困，睡梦中忽然传来一声尖厉的叫声，睁开眼睛，发现祖父不在身边，这才想起来，今天晚上祖父没有回房间睡觉。尖厉叫声是从前面的诊所里传来的，虽然声调变得异常凄惨，分明就是我祖父的声音。这声音从喉管里憋出来，原来那种正常的人的呼叫，现在就变成了野兽—样的长嚎。它在宁静的初夏之夜，透过院墙，一直往我的耳朵里钻，我用被子蒙住头，试图阻隔它，但二点儿用处都没有，反而更加锐利，更深地刺人我的身体和灵魂。我承认，当我确信祖父被造反派实行无产阶级的肉体专政时，我的内心除了极大惊怖之外，并没有产生对祖父的怜悯。我蜷缩在床上，浑身发抖，却根本想不到祖父此刻遭受摧残，我希望有人来救援我，但想不到去救援我的祖父，像所有那些怯懦自私的人一样，我自己只是在盘算怎样躲避这种打击，而听凭心灵远离我一生中最亲近的人。后来，我用各种理由来原谅自己，其中包括我的年龄，我希望说服我这是因为我太小的缘故，然而，当时恰哈是那个暴力恐怖之夜，导致了我的内心情感的败坏；而且更由于阶级斗争之下，我失去坚守人性和亲情的依据，由此心灵屈服，变得虚弱，变得不堪承受了。与道德的欠缺相比而言，心灵上的欠缺却要比道德更能损坏人性和人生，它往往就发生在我们的少年时期，人性和人生的变异和空洞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了。因此，不是原谅不原凉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新回过头去，审视自己，找到自己心灵从什么时候开始欠缺，为什么会欠缺，也就是找到自己虚伪生活的根源。那个夏夜，我祖父惨厉的叫声，—直是我无法安宁的原因。
与这一夜的恐惧相比，从春末延至整个夏天，几个月里目睹我祖父戴着白纸糊的商帽挂着牌子游街示众，更让我感到无休无止的耻辱。我祖父在被游街示众的牛鬼蛇神之中，年岁最长，当时他已近七十岁了，光头，白眉白须，脸色蜡黄，他的身上带着专政后的伤痛，一瘸一拐，步履蹒跚，吃不住造反派在后面驱赶，躬腰斜背，夏天太阳之下，满脸是肮脏的汗水，他的模样，完全没有过去坐在诊所里的安然和蔼，没有了那种受人尊敬的悠闲气度，而是如同马戏团里一个演技拙劣的可怜的丑角，真正地沦为牛鬼蛇神之流。祖父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沦落，是我不敢面对的现实，我怕别人的耻笑，怕别人的冷眼，怕别人的蔑视，因为一个反革命的孙子，是没有人看得起的黑屁股，这个社会最冷酷无情的就是你不能属于黑五类，否则你就完了，现在不用说，我是我祖父的牺牲品。
每过两三天，祖父就要被拉出去游街示众一次，这是把阶级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需要，也是把他们变成人类所不齿的狗屎堆的需要。每次我都不敢看我祖父的形象，可又忍不住偷偷地跟在后面看。我说不出当时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一次又一次去看我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忍受我难以忍受的委屈和羞愧，这是不是为了加强我的耻辱感？可每天积聚起来的耻辱，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整整一个季节里，我陷进了这种心理和情感的紧张之中，从我祖父的不幸形象中得到的屈辱感，像极具腐蚀力的毒药，将我身体里的那些健康的因素毁坏殆尽，我能感到自己生命被腐蚀时的可怕声音，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仅仅十岁的人身上，他又怎么能够指望自己在未来那么长的人生过程中正常成长？、人的生存是要靠自尊来滋养和支撑的，一旦你不能够得到你应有的自尊，那么你的生存就面临溃败的危险，这就是你在耻辱的环境中生命失常的原因。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可是我对加之于自身的耻辱，既无法正视无法承当，那么就只能任它打败，任它占据我的身体和心灵。谁能帮助我来清洗这一层层耻辱的积垢？
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当时我不是十岁，比如是十六岁，那我会怎么样？或者我当时在城市，而不是在偏僻乡村。我会反叛我的祖父，像很多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弟一样，与反革命祖父划清界限，以此来洗白（应该是洗红）自己。可是，我还不具备反叛的可能，也没有机会让人树立为少年反叛典型，毕竟在小小的乡镇环境里，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能否“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对于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我已经在后来的一次作文中，满怀阶级仇恨，愤怒揭发批判我祖父的滔天罪行，我说我祖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的爪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欠下了贫下中农的累累血债，我说我要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与老反革命分子费炳南斗争到底。最后我抄录了大标语上的话，写道，我们和反革命分子费炳南的斗争就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我不认识我的祖父是谁了，以阶级的名义，我继续欺骗自己。
在沟渠边
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躺在沟渠边的自杀者是谁。在任何有文字的书本上，都不会记录这个卑微的人，他的名字也许永远湮灭无闻，他那渺小的灵魂早已随风飘散无家可归。我之所以要记下这个丧名失姓的人，是因为他给了我一段这样的经历，虽然当时站立在这个人面前大约只有很短的几分钟，但这是革命时代一个血腥的印记，是我一生当中最早见到的最不幸的事件，它给我留下的恐惧成为我身上不能愈合的创伤。
时间在1967年秋末，那天傍晚时分，我和一大一小两个同学去生产队打谷场。秋收后，庄稼收割完了，田野上一片闲落，几番寒霜，草色枯黄，路边的参差不齐的小灌木，叶子差不多掉光了，更显出萧条凋零。通向打谷场的是一条窄窄的泥土路，路边有一条水渠，水渠里还有少许水，细细慢慢向前流淌。我们背后是我们居住的小镇，那儿高音喇叭里响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镇子里的晚祷之歌，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响彻所有的家庭。尽管这里是乡村小镇，成员几乎都是农民，他们应该勤于劳作，但这个时代的农民也一样服从于强大的“革命律令”，他们不能不在这个时候聚集在革命领袖面前，无限虔诚地载歌载舞，不敢再做别的活动。这也是田地里不见人的原因。我们去打谷场，是为了一只经常出入于水边草垛之间的野猫子。有人告诉我们那只野猫子长得少见的漂亮，一身锦缎样的花纹，行动敏捷，由此引诱了我们的好奇心。野猫子的活动时间，就在傍晚太阳将要落山的那一刻，过了这个时间，野猫子就不见踪影了。虽然在大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即使孩子的行动也不自由，但我们还是绕开镇子大路，偷偷跑去看这稀罕奇异的动物。
离开镇子，离开人群，我们心情多了几分放松。每天除了批斗会还是批斗会，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同样的口号，我们这样大年龄的人，其实也像大人们一样精神绷得紧紧的。我记得有个领呼口号的人，因为紧张呼错了，当时就被摘去红袖章，成为批斗对象。现在我们走在空旷无人的野地里，虽然风景萧然，但风景与我们无关，我们三个孩子一路东张西望，沿着弯弯曲曲的水渠逶迤而行。前面再拐一个小弯就是打谷场了。打谷场上的草棚里，两头耕牛在低头吃着草料，它们毫不理会外面的事情，只管咀嚼，过了牛棚，那边一排十几垛草垛，都是今年新堆起来的稻草，大概够两头牛吃一个长长的冬天。美丽的野猫子，就在这些岛屿样的草垛中间出没。它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它在等候那些饱食归来的麻雀儿，这些小东西经过一个秋天，长成了小肉团，正好做野猫子口里的美味。现在，麻雀儿看着太阳渐渐落下去，趁着晚霞的余光，正吱吱喳喳扑向草垛。应该到了野猫子出现的时间了。
突然，走前面的大同学煞住脚步，惊叫起来：有人！以前我们害怕鬼，现在我们却有点怕人。听到惊喊，我们赶紧停下脚步。伸头一看，心惊肉跳。原来有一个人仰身倒在水渠里，他的喉管上割开了一道口子，血沫从口子里不停往外渗出，沟渠里的水带着一缕缕血从他的身体下面缓慢地流过去。他穿着灰色的长夹袄，头戴圆顶无檐的旧绒帽，因为身体是从水渠边滚下去的，帽子几乎脱落，从里面露出乱糟糟的头发。他手指粗糙，骨节僵直，一把弯弯的镰刀，就在手边不远处，好像刚刚脱手，刀刃上还沾着几缕暗红色的血迹。他紧闭双眼，脸色枯白，身体已经不动了，只是一条腿时不时痉挛一两下，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死去。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这个人我见过。我祖父被集体游斗时，我偷偷跟在队伍后面，在一长串牛鬼蛇神中间就有他。但我不认识他，他先前不是镇上的人，好像夏天才来，也不知从哪儿来。夏天时，深挖阶级敌人（我祖父就是被深挖出来的），据说有不少隐藏在外地的地主富农反革命被造反的群众组织押回原籍批斗，这个人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至于他有什么罪行，是哪类阶级敌人，我根本不清楚。阶级敌人太多，除了我祖父外，我还记住本镇一个最大的阶级敌人叫许奎，他原是副乡长，先作为走资派，后来查出来他出身恶霸地主家庭，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一个这么深奥难懂的罪名，再加每次游斗，一列长长的牛鬼蛇神队伍里，每一回许奎都走在最前面，而且双手涂墨，戴着最大的高帽子，我就记住了他。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不知来历，不知姓名的男人，倒在沟渠，差不多就是横尸荒野，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看样子，这个人一定是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是自己感到罪行深重吗？那么，他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了。我们显然已经学会了这样的语言，而且学会了用这样的语言来思考问题，文化大革命已经不仅这样教会了我们对待鲜血和死亡，还教会了我们一种判断事物的逻辑。
但我确实很害怕！这是我出生以来直接面对的死亡事实，我看过祖父的诊所里病死的人，那都是因疾病而死，所谓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而一个人用镰刀割断自己的喉管，这样鲜血淋漓的死远远超出了我的少年经验，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恐惧。自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来到乡村，一年来，有人激情狂欢，有人丧魂失魄，有人高歌庆祝，有人如丧考妣，“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但敌对双方似乎还像某种演戏，一方做英雄，一方充当小丑，这种形式带有很浓厚的喜剧色彩。其中“敌人”是随时可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们在革命人民面前没有了人的尊严，而革命人民则可以从中获得快意和满足。我虽然年幼，所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