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6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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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夜校上课的学生，在一家商业银行做营业员。但其实在夜校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是报社的一个女同事介绍的。她们是好朋友——至于好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三个人一起吃过几次夜宵。后来我和她单独约会了几次。又一起睡了几次。很显然，我们都彼此喜欢对方，但未来究竟怎样，俩人都心中没数。
“为什么离婚？”有一次她问我。
“因为辞职。”简明扼要。
“为什么辞职？”
“因为想写东西。”
“报社不就是写东西吗？”
“想写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叫不一样？”她好奇心算重的。
“具体说就是写小说。只写小说。”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写小说有趣？”
“没有想的那么有趣。”
我给她看过自己发表在刊物上的几篇短篇小说。她认真地靠在我肩上看了，看完没有说任何感想。我也没问。
昨天晚上上课她没来。她去参加一个高中女同学的生日聚会去了。因为拖了一会儿堂，九点半上完课，末班车的时间已经过了。夜校上课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有五站路。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我决定散步回去。秋天城市的夜晚散发出古代银币般的清凉气息。路过一座不大的街心公园时，我停下脚步，在长椅上坐下抽烟。我想在这美妙的夜色里多呆一会儿。我已经离婚，没有人在家里等我，我也不用等任何人。我一边抽烟一边发呆。路灯光下的街道看上去俨然某出古希腊戏剧的舞台。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就在我抽完烟，准备起身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她正在穿越马路。从走路的姿态看，她很像是以前我在报社的一个同事——就是介绍我跟银行女孩认识的那个女同事。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确认一下并打招呼时，响起了锋利的刹车声。她被撞得几乎飘了起来。
很快就有一群人围上去。有人在高声打电话求救。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僵在长椅上无法动弹。那到底是不是她呢？只要跑几步过去瞧一眼就能知道。但我没过去。过去了也无济于事，我想。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自己的进程。
我在那儿坐了不知道多久。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又都走了。人群瞬间散去。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终归，我从长椅上艰难地站起来，招手叫了辆出租车。我脑中一片空白。回到家，我照例给猫喂了猫粮，然后淋浴。淋浴后走进厨房，倒了杯矿泉水，吃了两片安眠药。
“说不定是你看错了，”她站在水槽前洗碗，把洗好的碗碟递给我擦干，“她不像是过马路会被车撞到的那种人。也许只是有点儿相像的另一个人而已。”她生怕我会消失掉似的朝旁边瞄我一眼。
我把擦干的碗碟摞在一起，放进橱柜。她洗了手，解掉围裙。
“要不要喝红茶？”我问。
她无声地点下头，从餐桌上的七星烟盒里抽出一支用我的银色打火机点燃。
我转身去泡了两杯红茶，打开书架音响，放入迈尔斯·戴维斯的《酷派的诞生》。悠扬的小号声与夜色一起注满房间。
我们在餐桌面对面坐下。我也点了一支烟。
她伸过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别乱想了，”她微笑着说，“你是有点不一样。”
我低头喝了口温热的红茶，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我们一起听了一会儿音乐。迈尔斯·戴维斯与吉尔·艾文斯１９４９年合作出品，西海岸爵士乐的开山之作，冷静而柔软，犹如秋日午后的落叶。我点了第二支烟。
“我和她睡过觉。”我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话一出口，自己也吃了一惊。
“什么？”她从红茶上方扬起头，一脸的迷惑。随即像记起什么似的“哦”了一声。表情转换令人想起自动汽车雨刷。
“你知道？”
“认识你之前就知道。”
话听上去说不通，但再想想则在情理之中。她一只手支住下巴，朝我笑笑，笑容仿佛在说“无所谓的，想说什么只管说好了”。
“她告诉你的？”我问。
她点点头，用另一只手拨弄红茶袋用细线系着的标签。
那时我到报社刚满两年，结婚差一个月三年，差三个月过二十八岁生日。没有小孩，养了一只猫。我在报社负责编辑两三个版面，主要是介绍新潮家用电器以及家庭装修材料。比如最新款的数码相机啦，会播放音乐的电饭煲了，再比如防水地板、环保型涂料、可拆卸家具什么的，诸如此类。无聊固然无聊，但收入不赖。业余时间试着写小说，总没法集中精力，被各种琐事牵扯着——就像在长途客车上看电影。
她比我早一年进报社，是专跑公安线的新闻记者。经常在半夜奔赴哪个凶杀现场，然后连夜写成新闻报道。留短发，胸部丰满，笑容简洁，一看就觉得精明能干。在那天晚上一起喝酒之前，我们的关系仅止于知道对方姓名，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那天晚上我值班——每半个月要轮到值一次夜班。凌晨２点钟，我在值班室登记簿上打个勾，锁门离开。我按下电梯的下降键，然后看着电梯门上方的数字由１开始依次上升，到１５时停留了一下，接着继续攀升，当数字变为２５时，响起仿佛微波炉里三明治加热结束时的“丁当”声。过道上两盆无精打采的绿色植物似乎被惊醒过来。我跨入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在电梯门准备启动关合之际按住了开门键。我听到有人大喊“电梯来了，我要挂电话了”，同时伴以沉闷的关门声和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声。她闪入电梯，手中握着银色的索尼手机，看到靠在角落的我时表情停顿了１／２秒，随之换上无懈可击的礼貌的微笑。
“谢谢。”她说。说完叹息一声。
“很累？”电梯开始下降。
“嗯——”她莞尔一笑，是不一样的笑，看来她收藏有种类繁多的微笑，“已经习惯了。”
“又发生了什么血案？”我开玩笑说。
“无聊得很。”她轻轻挥了挥手，像是要驱走看不见的小蚊虫似的。
电梯继续下降。从２５层回到地面的时间比想像中要漫长得多。
“刚进电梯看到你吓了一跳。”
“怎么了？”
“看到电梯门一直开着等我，心里很奇怪，心想难道它能听懂我的话——结果一进来看到你在角落。所以……”看样子她还想说什么，但却又不知如何说才好。于是她又笑笑，意思大致是“不好意思，解释不好”。
我同样还以质量中等偏上的微笑，表示理解。我确实理解。有很多感受无法顺利诉诸语言。
电梯抵达１楼。我们走出电梯，穿过大厅，走出报社大楼。不知为什么，俩人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外面空气清新，黄色路灯下无人的街道一直伸向远方。
“你今天值班？”不像是问句的问句。
“嗯。”我们的关系好像由于深夜共乘电梯而奇妙地贴近了。深夜里人是会变得不太一样。
“还有事吗？”她若无其事地轻声问道。轻得我都怀疑她是否真的说过。
“没事。”我说。妻子出差了，明天休息日，她令人有好感，没有理由拒绝。“要么到哪儿去坐坐。”我接着说。
我们在路口跳上一辆出租车，去了一间我知道的通宵营业的酒吧。酒吧里几乎没人，我们挑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下。她要了芝华士１２年，我则要了波旁威士忌。我们边喝酒边胡乱聊了一会儿。她采访中的趣事，各自部门的怪人，最新型号的手机，如此等等。酒吧音箱流出烟一般的钢琴曲，窗外的街景如同一幅静物画。
后来不知怎么谈到了爱好。大概是我说自己喜欢写小说引起的话题。
“我有什么爱好呢？”她低头看着自己杯中的冰块。冰块正在融化。“以前倒是喜欢听音乐，看书什么的，后来渐渐地都消失了。消失了。就像烈日下的冰块似的。”
我想像了一下烈日下的冰块。
“是没时间？”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反正每天都塞得满满的。昏昏沉沉地睡觉，跑来跑去地采访，没滋没味地写稿。”
“有那么多案件？”
“多得离谱。”她抬起头看着我，“你怕是不太看报纸。”说完粲然一笑，“我也是。”
“就像面包师傅不吃面包。”
“一开始跑这条线的时候，”她来回转动左手小指上的铂金戒指，“我总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似的去犯罪呢？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犯罪。各种各样的生。各种各样的死。时间长了，我得出一个结论——”她停下来。
“什么结论？”
她又开始旋动戒指，似乎由此可以挑选出合适的说法。“简而言之，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被动的’。你永远无法预料接着会发生什么。去杀别人，或者被别人杀。我们根本无法控制人生的流向。……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多少能把握住事态的进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那其实是错觉，如同旋涡那样的不由自主的错觉。实际情况是，一切都是被动接受，我们没有哪怕丝毫的自主权，从本质上说。”
“从本质上说。”我喃喃重复道。
“命运。势不可挡的命运。这就是他们告诉我的结论。”说完她喝了一口酒。
我们沉默下来。就像整间酒吧都在缓缓沉入海底。一辆摩托车在窗外的街道飞驰而过，尖锐的轰鸣声划破了什么东西。我扬手让侍者再来两杯酒。
“刚才说到爱好，”她喝了一大口新来的酒，突然说道，“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爱好。”
“唔？”我怀疑她是否有点喝多了。
“大概有一年多时间——那时我刚开始做记者——我非常热衷于谈恋爱。”停顿片刻，她接着说，“和很多人，同时地谈恋爱。”她看着我，确定我听明白了。“一般数目固定在五个人左右。人在不停地换。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大部分是男的。有过一两个女孩。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跟他们轮流约会上。就跟采集蝴蝶标本似的。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会形成那样的局面。一开始是不知不觉的，到后来渐渐变成刻意的安排。恋人的类型要尽量地多样化，要不断地更新。那时工作压力很大，刚上手的工作节奏太快，加上各种血腥的案件现场，弄得我身心疲惫，神经衰弱，常常失眠或者被噩梦惊醒。但与此同时，我却又兴致盎然地赶赴各个约会，走马灯似的周旋于众多恋人之间。用浓妆掩盖憔悴的黑眼圈，即使皮肤干燥皱纹增多也在所不惜——就是那样。就像溺水的人死死抓住什么东西不放……回忆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也许类似于某种平衡吧，有时候我想。就和走钢丝需要手握长杆一样。”
她停下来喘口气。我也想喘口气。她让我想起很多别的事情。不相干的事情。
“我和他们每个人都亲热过。不偏不倚。不过，我有自己的底线，”她用手掌在胸口下面水平划了一道线，然后停在那里，“这里以上。”
我很想抽烟，但烟已经在值班的时候抽光了。我又很讨厌在酒吧里买烟。所以我低头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再抬头接住她的目光。她的目光里什么都没有，仿佛熄灭已久的灰烬，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
“不过，有一天，一切都结束了。咔嚓一声。好像有谁按下开关那样。开——关。不对，不是好像，确实有人按下了开关。以那为分水岭，雨水开始流向另一个方向。你明白吗？”
我想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是吧？”
她微微点了下头，又摇摇头。摇头似乎既可以看作是对点头的否定，也可以看作是对其的肯定。
沉默了有一支烟的时间。其间她的手机响了一次，干巴巴的电话铃声响了六声后绝望地倒下死去。
“想问个问题。”
我点点头。
“你还想和我睡觉吗？”她说。
那并非是我第一次对妻子不忠。但那确实是我第一次进入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在那之前，我同为数众多的女人干过——以各种方式——但从不进入对方的身体。我有自己的底线。我想起她用手在胸口下面划一道线时的表情。我该在哪儿划一道线呢？无论如何，我们都曾有过自己的底线。
就像某种动物本能一样，我总能物色到合适的对象。有花钱的，有不花钱的，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回事。就像要拼命填满某个看不见的沙坑似的。没有爱没有责任没有以后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没有那么。什么都没有。我们全力以赴，心想填满沙坑就好了。世界便会重回宁静。问题是，事实上，沙坑是永远不会被填满的——那儿有个巨大的漏斗。
两个月前，也在这张餐桌旁，我和妻子——不，应该说是前妻——最后一次面对面坐着。
“整件事想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她自言自语般地说。
“是啊。本来不离婚也可以的。”我喝完最后一口冰镇啤酒。易拉罐表面出汗似的凝着水珠。
她打个哈欠，不无疲倦地看着自己手里的啤酒罐。她原本不怎么喝啤酒的，但冰箱里已经没有别的饮料。我正在开始建设单身生活的框架。
窗外响起飞机起飞的轰鸣声。我面前的空易拉罐随之发出细微的颤抖。就像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向导》中的开头那样。我特别喜欢那部电影。
“六点半的飞机。”她的脚边并排摆着两只深色的中型旅行包。宛如两只熟透的水果。
“嗯。”我瞄一眼墙上的钟。还有两个小时。飞机声过后，蝉声再度响起。
“没想过会这样的。”她勉强笑了一下，“也许这样才对。”
“怪我。”是怪我。我开了门，又关了门。
“也许这样才对。”
“去哪儿？”
“往北。”
“不回来了？”
“大概。”
我点点头。“有空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