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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

当代-2005年第6期-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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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之前,中国社会凶险,运动频繁。林斤澜说:“当时谁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不谈自己的人事关系,越少说越好,能不公开不公开,为了自己,也为了朋友。”1979年,社会安定,人心舒畅,回到阔别三十三年(1946年从重庆回温和谷叶定终身)的温州。灵犀两人,一见面就兄弟般的亲热。当时马骅已从杭州大学退休,被温州市教师进修学校聘请,一周对教师授课半天。林斤澜先生到教师进修学校里来,做了半天的讲座。我当时是民办教师,从乡下赶来,坐在中排。林斤澜掉了一个牙,那天鼻毛很长,声音朗润,笑声响亮。这次讲座是马骅请的。多年后林斤澜说:“马老叫我讲座,我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到北京,每次遇见林斤澜,他似乎首先都要问“马老身体好吗?”让我捎带给温州亲友的赠书,看书的多少,但给马骅的似乎每回都有,题“老大哥马骅存念”。林斤澜夫人谷叶也感念他,还谈起他的夫人林绵(谷叶同龄人、女友),和另一个女友张古怀。林斤澜几次到温,我来接风,他都要首先吩咐:“叫马老一起吃饭。”每次见面,两人总要牵手摇上大半天,哈哈哈哈笑上一阵。马骅已经戒酒,与林斤澜一起吃饭,总要喝上两盅。1999年马骅得肺炎,温州第二人民医院诊疑癌症,我把这事报告林斤澜,林斤澜反复只有一个字:“哟……哟……”后来马骅的“癌症”被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排除了,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斤澜,林斤澜嗓子很亮:“哈哈,你看看这个事情……你看看这个事情……” 
  马骅说:“斤澜对我确实好。八十年代初,我和林绵要到北京,斤澜写信来,说一定要住在他家。他把定量供应的牛奶和鸡蛋给我们吃。他放下手头事情不做,和我一起去寻找我的战友、朋友、老熟人,如商白苇、谷超音等。我到长城去,他非要我多穿衣,说长城内外,天气不同,结果那天却很热很热。他得知我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时候,非常惊讶,说:‘去去去,我们到唐达成那里去!’唐达成少年在温州读过书,知道我,和斤澜关系很好,是作协党组书记。在他那里,当即填了表、盖了章。” 
  1991年,林斤澜约汪曾祺、邵燕祥、刘心武、姜德明、郑万隆、赵大年等采风永嘉,他们回京写了散文。林斤澜和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文照,结合温州作家写永嘉的散文,选编了一本以汪曾祺的散文《初识楠溪江》为书名的集子,交旅游出版社出版。集子的第一篇,便是马骅的《留给大箬岩的踪迹》。汪曾祺拿到书后不高兴,认为自己的散文比马骅的好,怎么会放在后面呢?林斤澜说:“你的文章不是做书名了吗?马骅是我的老大哥啊。”汪曾祺这才默然。 
     马骅今天的居室,已与三儿子对调,从六楼搬到二楼。马骅的居室,窗明几净,摆设井井有条,讲究字画的装点,花草的怡情。富贵菊非常茂盛。林斤澜家有龟背菊,也有汪曾祺一幅画,但更多的字画(比如老舍的沈从文的茅盾的)被捆扎起来放在门后,满是尘垢。书啊,酒瓶啊,有些杂乱。而且,进门就黑。林斤澜会自己掏出一把小钥匙开门,不麻烦夫人。而马骅永远不带钥匙也不带钱,夫人鞍前马后地照顾他。他好像挺讲究气派,他有政治家的气度和气魄,他眉宇之间有常人没有的英气和豪气,不管坐着或站着,大家都会感觉到一种庄重的存在。他比我矮得多,但我总感到他非常高大。他说话字正腔圆,宏观发论,枝经肯綮,很连贯,逻辑性强,一场说话就是一篇文章。这与林斤澜不同,林斤澜不与文学沾边的话,不会长篇大论,不善于在会议上讲话,就是讲话也不成文章。他多半是插话,那是睿语妙语,或诙谐,或幽默。偶有危坐说话,也短,总是形象的,多半是比喻,或者用类比的方式。 
  1941年暑期,在盐城,曹荻秋找马骅谈话,给了他一百元的路费,让他回温带新婚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出来,到新四军。不料回温后不久沦陷,又不久妻子怀孕,又不久被国民党捕了去。这就断送了他的政治理想,连共产党也疑心他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被几个学生推上民主促进会温州主委的位置。顺理成章是温州市政协的常委。他做了不少好事。 
  由于他和唐湜都在这个党派,两位介绍,我也欣然加了进去。我有头无脑,不懂权力的厉害,自以为耿直,在原来的单位学校中与校长闹别扭,我的职称多年被死死摁住。我偶然与马骅谈了这事,他深表同情,叫我写个材料来。我写了材料,他转给了温州一位副市长,结果我的处境就更苦了,我的学生回校已是一级教师,而我仍是初级。后来林斤澜知道这事,他不赞成我写这个材料,明确说:“在名和利上要退一步。” 
  林斤澜和马骅两人受儒家的影响很大,温敦达观,笑朗心明,洞烛世事,修身益人。马骅的组织力很强,今年八十八岁了,还可说是个社会活动家;而林斤澜的亲和力更大,尽管也喜欢与朋友与青年相处,但骨子里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林斤澜还受佛与道的影响,他对世界的感悟极其深刻,他的微笑的背后隐藏着智慧的风云。他的人生境界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确如此。 
  在这一点上,唐湜简直是个小孩。他非常单纯,非常天真,他的手上没有一个处世哲学的本子。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不知道;温良恭俭让,他好像没有听说过。他的一生,像是葛朗台的临终,脑中无他,只有金子;而唐湜呢,只有艺术和写作。 
  温州师范学院教授姜嘉镳说:“有回,两人吃汤面,我吃了一半就放下筷子。老唐问我:‘你不吃了?’我说不吃了。他就把我的半碗端了去,呼呼倒下。”有一回,一个女孩拿着苹果吃前先玩玩,家长要培养她的好客,对她说:“递给唐爷爷吃,递给唐爷爷吃。”女孩凭感觉知道唐爷爷不会吃的,大方地递给了唐爷爷。不料,唐爷爷拿来就吃,害得女孩嗬嗬大哭。他不会社交,在熙攘温州,市政府不知道他是谁,连文联也很少留意他。几年前,他八十岁诞辰,只有马骅念叨他,我们《温州晚报》的部室在顺生大酒店摆了四桌酒,为他祝寿。他一过来就吃,好像这个活动与他没有关系,最后没有一人打包的,就他打走一个包,却是两段排骨。2003年11月3日,“唐湜诗歌座谈会”在温州师范学院召开,林斤澜、牛汉、屠岸、邵燕祥、谢冕、吴思敬……济济一堂。林斤澜回到住处均瑶宾馆时对我说:“这老唐,哎呀哎呀,座谈会上只管吃糖,吃葡萄,吃苹果,好像是别人的作品座谈会一样,别人的座谈会,也不能这样吃啊。” 
  而且,唐湜有糖尿病,他夫人每天定时让他吃药。但是没法子啊,唐湜有北大荒饥饿的经历,对食物的攫取哪能由得他呢?由不得他。 
  大约是1986年始,我在温州市瓯海中学教书,兼任这个学校的文学指导师。我请过林斤澜和马骅给学生讲过课,也请唐湜给学生上课。前二位讲文学,声音亮朗,感染力强。而唐湜上课,牙痛一般,声音含糊,重复又重复,一个多小时下来,你听不出他在讲什么,连主题是什么都讲不清楚。那天散会的时候,学生都跟着,他拉住我的衣角,问:“你要给我讲课费的,这个要对学校讲。”其实一百元我已领来,放在信封里了。温州文联有个刊物,从前是公开发行的《文学青年》,旭日夺目,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韩少功、张承志都是顾问,莫言、何立伟的稿子屡投屡退,终因一期封面女郎的乳房偏大,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杀灭。无奈改成内刊,叫《温州文学》,唐湜偶有投稿,走到文联,拿很多的稿纸和信封,然后郑重对编辑讲,稿费我自己来拿,不要寄到我家。问为什么,他说:“我老婆很厉害,寄到我家我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其实呢,他就不会花钱,他夫人对我说过,他有钱放在身上,过一会儿就是小偷的了。这是我相信的。我也相信他的家是他夫人掌的舵。2003年11月2日,唐湜诗歌座谈会前晚,《温州晚报》为来宾接风,我们派车接他赴宴,说谁谁谁来了。他颤巍巍摇晃晃站起来,看着夫人,哀伤地说:“都是老朋友,我要去,都是老朋友,我要去……”他夫人一摇头,只说了一句话:“外面墨黑!”他就去不了了。 
  他非常率真,毫无城府。他对人说夫人不好,说自己曾养很多的花,很好看的花,有回出差北京,回来花都死光了,原因是夫人动用了开水!与儿媳闹矛盾都找我们媒体,要求处理她。一回浙江作协评选老作家奖,先由市里推荐。他当着一堆人,说童话作家金江没名堂,是小儿科,而马骅也不如他。在温州,三位算是泰斗了,简称“马唐金”。马骅听到传话,哈哈大笑,“这老唐,这老唐……”而金江就记住这件事,很是难受。而唐湜虽然背后说人,但倘若马骅金江在当面,他也会这样说的。《温州晚报》一位副总编,亲口对我说一件事:他在大学时,爱好诗歌,曾把作品拿给唐湜看。唐看后,微笑说:“你今后不要到我家来。”问为什么,唐说:“诗歌不是这样的。”但,唐湜对有才气的青年却很喜欢,有时能做到诲人不倦。 
  我曾经思考一个问题: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林斤澜这样活跃的人打不成右派,而唐湜却是,唐湜是怎么了。我问唐湜这个问题,他又是牙痛一般说不清。一会儿说胡风什么,一会儿又说“林默涵,这个,坏人,坏人……”后来在《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那是唐湜在北京任《戏剧报》编辑的时候。 
  杜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午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1957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名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变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那张大字报叫《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 


做女红
季红真 
  季红真 
  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研究员,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萧红研究的专家,著有《萧红传》等作品。 
   
  一 
   
  做女红的说法不知起于何时? 
  红是形声字,左边象形,右边注声。象形随丝,当与养蚕、缫丝与纺织相关;音是禾与工的反切,也就是禾的声母拼上工的韵母。同时工也具有干活的意思,那么“红”字也可以解释为干与丝相关的工作。尽管它最初的语义是指特定的颜色,应该是源自对包括生命在内的自然现象的命名,矿物质的颜色,人与兽的鲜血、花卉的颜色、以及太阳在某个时间的色彩等,从中抽象出共同的特点加以概括。在色彩的基本意义上,特别强调了指涉女性的文化含义,红颜薄命、红粉知己等,都是性别指认的套话。这大约是起于对女性生命现象的发现,身体潮汐循环与生育时的血水奔流,都是红的具象,与石榴花显示着相同色彩,故有以石榴裙指代女人的说法。将植物与女人相类比,这显然是男性的视角。红前加女,重叠的语义区别于自然现象,体现着人类性的文化特质,同时也是对这一色彩象征双重语义的强调,可以理解成红上加红。 
  推广开去的各种意思,则使这个颜色在语言所象征的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功能。它象征喜庆、主吉祥,古时的读书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要披红挂花。它又象征顺利与成功,“开门红”、“满堂红”、“红歌星”、“红舞女”,“红得发紫”是对一个成功的人充满嫉妒的讽刺。而不知道从什么时期开始,它又和革命发生了联系,象征着暴力流血的政治变革,大概是专取红字色彩的单一意义。而这又与宗教的神秘信仰相关联,中国的萨满教认为红色具有驱邪镇妖的功能。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文革”,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名字上都要打一个红色的大叉子。就连基督教中也有相近的观念,美国作家霍桑的名著《红字》,在女主人公的胸前缝上红色的十字架,惩罚她违犯教规的越轨行为,煽动普遍的歧视。进入商业社会以后,“分红利”更是普遍的集资分配方式。就是在革命以后,新的权力结构中,也仍然存在尊卑贫富的差别,于是有了“新阶级”的命名,这又重合于前一种语义。以上三种意义附着在原始语义上,都使红色关联着现世的利益,意味着顺遂和发达。其中也包括了女性的文化价值,作为男人欲望对象的体现。所以它又概括着所有人间的福祉,“红尘滚滚”、“红尘障目”,都是佛家形容世俗社会的用语。 
  工除了注音之外,也还有意义存在。工作的一般意义,加上丝的偏旁,强调了工作的内容,区别于渔猎、农耕、畜牧和其它的重体力劳动,以及两性都从事的生产活动,比如采集,这就使红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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